\chapter{生态文明下的人居环境和国土空间}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到文明兴衰演替，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同理，国土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国土空间规划，就是要促进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格局优化，满足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要求，实现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框架下，国土空间规划重点聚焦于“生态、资源、环境、安全”这些约束条件，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五位一体”发展目标的战略选择和重要路径。 \section{我国人居环境发展历程} \subsection{原始时期} 人类最初主要依附于自然，以自然的采集和狩猎、穴居和巢居为主要生活方式，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和发展，石器制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农业大发展，逐渐产生原始固定的居民点村落。村落聚族而居，开始有了统一的规划并十分注重防御，由于生产与生活的需要，村落产生了简单的分区，形成相对清晰的居住区、墓葬区和陶窑区等（见表1.1）。 表1. 1原始时期人居环境发展情况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 \hline 时期 & 物质生产方式 & 人居环境情况 \\ \hline 旧石器时代 & 采摘和狩猎为主 & 生活完全依附于自然，穴居或树居 \\ 中石器时代 & 农业出现，农业与畜牧业及狩猎业分开 & 农业为主的固定居民点—原始的村落 \\ 新石器时代 & 农业为主兼营渔猎 & 简单分区，聚族而居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subsection{古代时期} 中国古代人居环境的发展，与中国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整个时期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特点紧密结合，人居模式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见表1.2）。 表1. 2古代时期人居环境发展情况（根据吴良镛先生的人居环境史绘制） \subsection{近代时期} 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以租界出现、城墙拆毁为特征，城市开始出现，现代意义的城市化也从此启动。近代社会大转型进程中，中国人居建设步履艰难，险阻迭起，前路漫漫。但仍有难能可贵的艰难探索与独特创造，如“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南通，“新新世界雏形”淮南地区兴办垦牧公司，重庆北碚营卫星城。中国园林也进入继承、蜕变时期，作为广大公共生活之必需，发挥游憩作用并形成了租界园林、教堂园林、别墅园林、铁路园林等。中国民族形式在建筑现代化进程中成功运用，如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等。 城市是社会经济的重要产物，社会的发展变革使城市发生不同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见表1.3）。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在内忧外患中发展，传统的田园诗般的古朴生活状态被打破，出现了严重衰落。人们开始“救济乡村”“复兴乡村”，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华东华北和华中自下而上地广泛开展乡村社会学习和社会改良运动，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保障制度，实现“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 表1. 3近代城市发展类型 \subsection{现代时期} 现代时期的人居环境建设，以工业发展和五年计划实施为中心，使我国城乡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城市规划工作视角总结，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一发展阶段。 \subsubsection{1.城市建设起步和规划初创（1949-1978年）} 随着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建立，党中央提出了“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以及“城市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生活服务”等论述，为制定新中国城市建设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9到20世纪60年代，呈现了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厂在内的156项工业基地建设等一系列建设成就，中国人居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居建设实践出现了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等模式。鉴于大庆油田建设的成功，在“消除三大差别”、“走非工业化城市发展道路”等极左思潮影响下，城市的作用一度受到否定，这一时期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如何实现农业快速发展并为工业化奠定基础和提供保障。我国采取了城乡“剪刀差”的做法，即在“工业导向、城市偏向”的整体发展战略和“挖乡补城、以农哺工”的资金积累模式下，发展农业的意义除了解决吃饭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和降低成本。由此导致了农村经济体制和城乡关系的变迁，逐步建立起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与社会体制，城镇化进程相当缓慢。20世纪的后半叶，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要“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为落实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大规模工业建设项目，在区域范围内联合选厂，建设城市与工业镇，建立制度等，那段时间被称为“城市规划的春天”。 （1）城市建设的恢复（1949—1952年） 解放初期的大多数城市，工业基础薄弱，布局极不合理；市政设施及福利事业不足，居住条件恶劣；城市化程度很低，发展也不平衡，内地许多城镇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根本没有现代工业与设施。在城市建设方面恢复、扩建和新建了一些工业；整治城市环境，初步改变了全国城市的环境面貌；维修、改建、新建住宅，改善劳动人民的居住条件；整修城市道路，增设公共交通，改善供水、供电等设施。由于经济能力所限，这一时期较为重点的城市建设，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内的棚户区改造与工人新村的规划建设，如上海的肇嘉浜、北京的龙须沟、天津的墙子河等，上海新建了第一个完整的工人居住区——曹杨新村，天津在中山门、西南楼、唐家口等地修建了工人新村。 随着城市建设的恢复与发展，1952年建工部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建设座谈会，会议提出城市建设要根据国家的长期计划，针对不同城市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新建或改建，加强规划设计工作和统一领导，克服盲目性，以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会议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各城市都要开展城市规划；划定城市建设范围；对城市分类排队，中国开始了重点工业的城市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 经过三年的调整恢复与发展，至1952年设市城市为160个，比1949年增加了17.6\%，城市人口及其分布都有了很大变化。新中国的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步入了一个以工业城市为目标进行规划建设的新阶段。 （2）城市规划的引入与发展（1953-1957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急需建立城市规划体系。为此引入了“苏联模式”的规划方式，这一时期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奠定了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事业的开创性基础。“城市规划”用语得以统一；确立了以工业化为理论基础、以工业城市和社会主义城市为目标的城市规划学科，并建立了与之相应的规划建设机构，设置了城市规划专业，积累和培养一支城市规划专业队伍；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及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进行的城市建设，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由于全面学习前苏联，包括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一整套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使中国现代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具有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特征，也带有一些“古典形式主义”的色彩。在城市规划中强调平面构图、立体轮廓，讲究轴线、对称、放射路、对景、双周边街坊街景等古典形式主义手法；城市建设也一度出现了“规模过大、占地过多、求新过急、标准过高”的所谓“四过”现象，忽视工程经济等问题。 1954年建筑工程部组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这次会议检查了过去城市建设工作中盲目、分散建设的缺点与错误，明确了城市建设必须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次会议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建设必须把力量集中在“141”项工程所在地的重点工业城市，确保这些重要工业建设的顺利完成。在重点工业城市，市政建设也应把力量集中在工业区以及配合工业建设的主要工程项目上。除北京积极建设外，包头、太原、兰州、西安、武汉、洛阳、成都等是“一五”计划的重点工业城市，必须采取积极步骤，使城市建设工作能赶上工业建设的需要。上海、鞍山、沈阳、广州等城市，过去有一定工业基础和一些近代化市政设施，今后还要建设一些新的工业，城市建设可以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扩建。会议还建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或城市建设部，负责领导全国城市建设工作。 1953-1957年，中国成功地执行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建设的突出特点有三：一是按照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有限的资金尽最大可能集中起来使用的原则，由国家来统一安排建设计划；二是针对旧中国许多工业行业都是空白的特点，计划优先安排这些空白工业产业的项目；三是把多数建设项目安排在内地，改变原有工业生产集中在沿海的布局。因此，一五期间共安排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825项，其中包括苏联援建的156项。 （3）城市规划的动荡与中断（1958-1978年） 1958年大批劳动力涌向城市，出现了一次城市化高峰。许多城市为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迅速编制、修订城市规划。于是，城市人口骤增，城市数量迅速增多；城市和农村工业遍地开花，在天津、上海、南京、南昌等大城市中，规划建设了大量卫星城。 由于这种所谓“快速规划”、“人民公社规划”等空想主义思潮的影响，导致了城市布局混乱。由于工业建设的盲目冒进，各城市不切实际地扩大城市规模，发展大城市，建设一条街，急于改变城市面貌，并借国庆十周年之际，盲目过早地改建旧城，不顾财力，大建楼堂馆所等。 1960年建筑工程部党组就城市规划问题向中央提交报告，提出今后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应以发展中小城市为主，尽可能地把城市搞得好些、美些，努力实现城市园林化。 1960-1962年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三年不搞城市规划”的决策，不仅对过去几年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无从补救，而且导致规划机构撤并、人员下放，城市规划事业大为削弱，许多城市又进入无规划的混乱自发建设状况。1961年，国家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作出了调整城市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撤销部分市镇建制等决策，全国设计革命领导小组，认为城市规划“只考虑远景，不照顾现实，规模过大”，又一次否定城市规划。 1964年在内地建设上实行“山、散、洞”的“三线”建设方针，无视城市规划的合理布局，在城市建设上采取的是一种“不要城市、不要规划的分散主义”做法。 1966年城市规划及建设被迫处于停滞甚至中断状态。至1968年全国许多城市的规划机构被撤销，人员下放，资料散失，学科专业停办，致使城市规划基本停顿，城市建设和管理呈现无政府主义状态，名胜古迹和园林绿地被侵占、破坏，违章建筑泛滥，城市布局混乱，造成了许多无法挽救的损失和后遗症。从1966年至1971年，“三线”建设进入高峰时期。这一时期建设的工厂，统统安排在山沟和山洞里，不但不建城市，而且要求新厂建设消除工厂的特征，实行厂社结合。要求城市向农村看齐，消灭城乡差别。由于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有的城市根本不设立城市建设投资。 1971年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城市规划与建设工作开始出现转机，这一年在北京召开了城市建设会议，决定恢复城市规划机构，重新编制规划。1973年，《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意见》、《关于编制与审批城市规划工作的暂行规定》、《城市规划居住区用地控制指标》等几个文件草稿征求意见，并于1974年试行。1975年召开了小城镇规划建设座谈会，研究了建设小城镇的方针政策，推动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工作。 \subsubsection{2. 城市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79—2000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大规模恢复建设，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快速发展。城市规划也步入了崭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增长迅速。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城市化水平为13.26\%，而1982、1990、2000年的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20.60\%、26.23\%和36.09\%。1950年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为13个，1980、1990和2000年分别增长为45个、59个和93个：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则从22个，分别增长为70个、117个和218个。 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在不断地探索和推进过程中，自下而上地形成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为基础的大规模城镇化进程；1990年代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小城镇、大城市及开发区的全面迅速发展，我国人居环境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1）1980年代的改革和恢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与城市规划发展面临新的形势。 1978年3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制定了一系列城市规划及其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关键问题。强调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多搞小城镇，要求认真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近期规划和详细规划等，城市规划工作重新走上正轨。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规划迅速发展阶段，可以称为开放式的规划时期，是中国内地城市规划的第二个春天。 1979年全面开展了城市规划的准备工作，国家建委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草案》、《关于发展小城镇的意见》、《关于城镇建设用地综合开发的试行办法》、《关于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的意见》等文件。国务院批准兰州市和呼和浩特市的总体规划，这是自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国家重新审批城市规划的第一批城市，是城市规划工作重新步入正轨的重要标志。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批判了不要城市规划和忽视城市建设的错误，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这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城市规划法草案》，在现代中国的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年正式颁布了《城市规划编制审批暂行办法》和《城市规划定额指标暂行规定》，使全国制定城市规划拥有了新的技术性法规。 1984年国务院颁发《城市规划条例》，这是我国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方面的第一部基本法规，同年中国建筑学会召开主题为“居住区环境规划”大会。 1985年科学家钱学森在致《新建筑》编辑部的信中提出“构建园林城市”设想。1990年，他又明确指出“城市规划立意要尊重生态环境，追求山环水绕的境界”。1992年10月他再次呼吁：“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林”，我称之为‘山水城市、人造山水’。 1986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这是继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国务院召开的专门研究城市建设问题的又一次重要会议。1986年公布了38个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还公布了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果，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和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果，其统计数字表明，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普查范围内共有房屋建筑面积46.76亿平方米，其中323个市（不含市属县）有房屋28.33亿平方米，占60％，城市居民的居住水平略低于县镇。截至1986年底，全国有96\%的设市城市和85\%的县镇编制完成了城市总体规划，以2000年为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完成，以此为标志，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1989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城市规划法》，城市规划法是我国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第一部法律，是城市建设的龙头。 城市规划及城市建设经济得到全面规划，并稳步开启法制的轨道，这一时期城市规划的内容在深度、广度上都有重大变革，规划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完善，为城市开放探索新的转折点做好了准备。 （2）1990年代的探索和发展 90年代邓小平主席发表了重要的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市规划开创了一个全面宽敞的开放式城市规划体系，城市建设进入一个更快的发展阶段。 1991年第二次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深圳被联合国授予人居奖。1993年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主持设计建设的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荣获1992年度的“世界人居奖”。 1993年建设部的全国农村建设工作会议，提出了20世纪末中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目标，随后经国务院同意颁发的《关于加强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指导意见》（1995年4月）、《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7年6月）等，从政策上对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就业和居住进行了适当改革和调整。 1998年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小城镇迅速发展，一些地方的小城镇已经成长为中小城市，成为农村生产、服务、文化、教育和信息中心，对带动农村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小城镇的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第一份人类发展报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997》在北京发表。标志中国建筑史学走向世界的“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主题为“人为环境与自然环境的融合”。 \subsubsection{3.新世纪城镇化高速发展期（2000-2016年）} （1）城乡统筹发展——2000-2011年 2000年建设部下发《关于设立“中国人居环境奖”的通知》（建城〔2000〕93号），正式设立“中国人居环境奖”（含“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该奖是全国人居环境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奖项，在推动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事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年建设部制定印发《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实施方案》和《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2003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追求。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坚持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看成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不可分割的整体和过程。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利用自然的同时，保护好自然。只有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齐头并进，构成了人类发展的科学可持续性。 2005年国家林业局颁布实施“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创建城市森林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是城市生态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全面推进我国城市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开始实施，它是一部关于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基本法律，它的颁布实施，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依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要。 2000年代以来，中国各级政府一再强调要积极推进乡村人居环境的建设，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再到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标志着中国从过去以城市为中心的高速城镇化阶段，全面转向以城乡统筹为目标的高质量城镇化阶段。 （2）五个统筹整合（2012-2016年） 2012年《中国人居环境发展报告－人居环境白皮书》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人居环境白皮书：中国人居环境发展报告》分为调研篇、社区篇、引导篇、集萃篇、论文篇、资料篇六大部分内容，基本涵盖了从城市、住区、住宅单体建筑环境到城镇居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调查等各个层面和领域。编撰重点体现了四个方面主旨：基于城市化，面向未来；突出社会性，关注民生；展示权威度，引领人居；拓宽覆盖面，持续创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体现了对新世纪快速发展阶段出现的一系列阶段性问题的科学判断和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人居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完善，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深刻洞察，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日益恶劣的全球环境问题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的庄严承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美丽中国”一词进入公众视野。 2014年首届“世界城市日”全球启动仪式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年度主题为“城市转型与发展”。“世界城市日”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推动设立的国际日，获得了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支持 。 2014年3月14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时指出：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统筹’，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 2015年住建部、上海市政府、联合国人居署在上海共同举办“2015世界城市日论坛”，年度主题为“城市设计，共创和谐”。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 2016年为配合“人居三”大会的召开，根据联合国人居署有关要求，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力量编写了“人居三”中国国家报告，报告介绍了中国城乡住区发展20年回顾、中国政府对人类住区发展的基本主张、中国城乡住区发展的行动计划、中国政府支持“人居三”大会的工作及期望；“人居三”大会通过《新城市议程》以来第一次有关城市发展问题的全球性大规模活动，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城市2030，人人共享的城市”。 \subsubsection{4.国土空间统筹发展新时代（2017—至今）}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要求，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目标，明确提出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角度合理统筹国土空间规划，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平衡关系。 十九大报告将生态文明视作“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十九大以来，国家更加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中心，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时期追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现代化城乡宜居的人居环境。 2017年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在广州举办2017“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同年国家发布《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成都天府新区视察时提出了“公园城市”理念，指出天府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节点，一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步入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新阶段，建设公园城市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指出：“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的奋斗目标。 2021年国务院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明确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的行动目标，“十四五”时期将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提升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推动村容村貌整体提升，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2022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并提出示范区建设要打造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公园城市。《中国县域人居环境气象评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旨在助力政府科学评估县域人居环境的改善效果，提高县域人居环境改善和治理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section{我国传统人居环境的理念与人居环境学科发展} \subsection{人居环境的核心理念}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历经数千年中华文化传承和城市建设实践，其思想核心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它统合在儒、道、佛等思想流派中，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众生平等”等为基本精神，诠释着最朴素的生态伦理和哲学，有别于西方以“还原论”“物竞天择”“改造世界”为特点的自然哲学，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具有以“整体”“共生”“适应”“永续”为特征的绿色发展理念，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在城乡建设领域的构建确立了思想内核。 \subsubsection{1.整体理念} 在描绘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上，西方文化强调解析和还原，东方文化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中国哲学的思维特征则是体验的、综合的，与伦理、社会、人生结合，善于从整体视角研究高度复杂的系统。“一阴一阳之谓道”，表明事物和现象同时具有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结成整体，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一部分。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表达了人与天地万物具有同类合一的性质，在东方整体观的认知下，人与自然统合为一个整体。对自然各个领域的认识也首先强调关注其全貌及其展现的整体规律，其次才是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再次才是组成部分自身的特征。 吴良镛院士谈及中国人居环境的特点时曾说，“中国人居环境的营造，不是专注于一座建筑的设计或钟情于一片风景的塑造，而是强调整体，采用规划、建筑、园林‘三位一体’的营造方略。” \subsubsection{2.共生理念}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天地造化、万物同源。《庄子·秋水》中写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为万物平等，中国人的世界观带有善待万物的思想。 《礼记·中庸》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名句，表达了每一个生命体都拥有符合自然规律的生存权利，“上天有好生之德”，人类不能强行剥夺其他生命的发展权，善待生命、热爱自然才是符合世界运行的根本规律。习总书记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思想重新诠释了这一传统认知，表达出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特性，深刻阐明了万物共生共荣的自然规律，“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subsubsection{3.适应理念} 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实践形成了遵循自然规律的认知，人类在自然面前作为弱者采取“顺应自然”的行为，在“因就”中满足自身的发展诉求。“二十四节气”表达的就是应时务农的思想，《管子·乘马》中“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代表着因地制宜进行城市选址和建设的经验总结，有鲜明的“顺应自然”特色。 今天，人类科学技术虽已取得巨大进步，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但城市发展仍然面临也将长期面临如何适应自然的课题，气候安全、生态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防灾减灾等问题的交织。按照“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主体需要根据客体环境的变化主动寻求适应，使自身的演进趋向“绿色化”；在与环境及其它主体间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学习”或“积累经验”，调整自身结构和行为方式，实现顺应环境的发展，如果把城乡空间视为生命体，其宏观至微观层面系统的生长进化、推陈出新，都需要在这个适应的进程中逐步变化。 \subsubsection{4.永续理念} 中国传统对自然的利用强调 “从长计议”。它提倡有限度地开发利用自然，主动约束过度开采行为，以维系自然的永续平衡。从《礼记·王制》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推行“时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认为对山林川泽的索取，要避开草木、鱼鳖刚开始生长发育的阶段，反对滥采以确保百姓能够长期获得所需资源。《淮南子·主术训》也讲到“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人类渔猎动物应有不可逾越的底线，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从而避免破坏大环境生态平衡。永续理念建立了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时间维度，这与可持续发展观所强调的“代际公平”思想不谋而合。 \subsection{人居环境的科学发展} \subsubsection{1.道萨迪亚斯的“人类聚居学”} 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在20世纪50年代创立研究人类聚居的理论，又称城市居住规划学、人类环境生态学。1965年在希腊雅典成立人类聚居学世界学会。在他的积极努力下，联合国于1976年在温哥华召开“世界人居大会”，此后每隔20年召开一次，最新的第三届“世界人居大会”于2016年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并通过了《新城市议程》，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设定了新的全球标准。 道萨迪亚斯认为传统建筑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仅仅各自研究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侧面，而人类聚居学要吸收上述各学科的成果，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人类聚居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一方面要建立一套科学的体系和方法，了解和掌握人类聚居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解决人类聚居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创造出良好的人类生活环境。 人类聚居主要是指包括乡村、集镇、城市等在内的人类生活环境，由五个基本要素组成——自然界、人、社会、建筑物、联系网络，人类聚居学研究上述五项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道萨迪亚斯按规模大小把人类聚居分成15级层次单位：个人、居室、住宅、 住宅组团、 小型邻里、邻里、集镇、城市、大城市、大都会、城市组团、大城市群区、城市地区、城市洲、全球城市。这15级单位上下互相联系构成人类聚居系统，要想解决各层次中的问题，必须对整个系统进行研究。 \subsubsection{2.吴良镛院士的“人居环境科学”} 1993年8月，吴良镛和周干峙、林志群在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大会上，阐释了“人居环境学”的观念和系统。其后，吴良镛院士不断完善，于2001年出版《人居科学导论》，系统阐述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框架。人居环境科学是一门以人类聚居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强调把人类聚居作为一个整体，而不像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社会学那样，只涉及人类聚居的某一部分或是某个侧面，人居环境科学的目的是了解并掌握人类聚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更好地建设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 在借鉴人类聚居学的基础上，吴良镛院士提出人居环境的五个子系统，即自然系统、人类系统、居住系统、社会系统、支撑系统；根据中国实践将人居环境分为五个层次，即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和建筑；明确了发展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五大原则，即生态观、经济观、科技观、社会观和文化观，这些内容共同搭起了人居环境科学的框架。吴良镛院士认为，每个学科都应该有自己的方法论，人居环境科学面对错综复杂的自然与社会问题，需要借助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通过多学科的交叉从整体上予以探索和解决。 1999年6月23日，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吴良镛院士起草的《北京宪章》。《北京宪章》被公认为是指导二十一世纪人居环境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镛院士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全球普遍接受和推崇。 人居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聚居及其环境相互关系与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理论与实践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与世界人居运动形成了良好的呼应，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subsubsection{3.新时代人居环境科学的侧重点} 当前，我国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变化、人口结构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变化，都已昭示了新发展阶段的到来。新阶段的城乡发展实践，需要新阶段的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来支撑。 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不同，决定解决其方法的不同。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生态资源环境安全紧约束和人均GDP倍增之间的矛盾，而两者共同的解决途径是破解“生态、资源、环境、安全”投入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产出之间“此消彼长、难以两全”的矛盾关系，实现两个“脱钩”：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脱钩（经济增长快于资源环境消耗），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与经济增长脱钩（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快于经济增长）。 因此，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框架之下，新发展阶段应将重点聚焦于“生态、资源、环境、安全”这组紧约束条件，回答在此条件之下如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五位一体”发展目标，这归根结蒂是一个道路问题。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通过最小的生态资源环境安全代价，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section{生态文明演进与我国国土空间的生态安全问题} 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等阶段，在深刻反思各类教训基础上，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思想逐渐被人类所接受。 \subsection{生态文明的演进} 原始文明时期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之间是以自然为主宰，人敬畏自然、崇拜自然。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飞跃。农耕文明时期人类与自然之间保持着有序、协同、共生的关系，然而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质财富相对匮乏，农耕文明的活动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人类不完全依赖自然，并努力寻找适合自身生存的生活地点。虽然农耕文明阶段生产力低下，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损伤不大，但人与自然仍然存在大量矛盾。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爆发工业革命，农耕文明迅速被工业文明替代，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和发展，人类在获得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一定的资源环境危机，影响到人类生存质量。工业文明以大工业生产方式为主导，以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为重要标志，并通过征服自然来积累财富，大量的掠夺式开发利用自然导致生态平衡被破坏，危害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197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被国际上视为焦点话题。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国人居环境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地球的能源和资源是有限的，为了支持人类的长远发展，必须遵循有机增长的路径。1973年联合国成立环境规划署，1980年代国际社会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明的思想开始广泛流传。生态文明时期是在深刻反思工业文明教训的基础上，汲取农耕文明精粹，协调“发展”和“保护”关系的新型发展理念。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变革和扬弃，是汲取农耕文明精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型发展理念，人类文明的又一次提升和飞跃。 \subsection{我国生态资源的基本情况} \subsubsection{1.自然资源总量大、类型多} 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km²，居世界第三位；目前耕地面积约1.28亿hm²，居世界第四位；森林面积约2.8亿hm²，居世界第五位；草地约2.6亿hm²，居世界第四位；水资源约29638.2亿m³，居世界第六位；按45种主要矿产资源的潜在价值，按矿产总值比计，居世界第三位；水能、太阳能、煤炭资源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第四位。中国已发现矿产173种，矿产地（点）20余万处，已探明储量的157种，其中有20余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列。从总量看，中国是世界资源大国之一。 \subsubsection{2.人均自然资源量少、分布不均} 中国主要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低。2019年，我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4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为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时空分布极不平衡；全国建制市中的缺水城市占2/3以上，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地下水资源超采严重，浅层地下水含量逐年持续下降。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较低，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石油探测储量的人均占比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7.9\%，天然气的占比不足18\%，一次性能源消费量（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的占比为26\%。中国自然资源分布的东西差异极其明显，南北资源组合的差异也很大。耕地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的90\%以上集中分布在东部，而能源、矿产等地下资源和天然草地相对集中于西部。中国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淡水资源的1/4。而耕地的分布却是南少北多。 \subsubsection{3.资源禀赋欠佳} 中国耕地中，一等到三等耕地仅占31\%，中低产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草地资源主要分布在半干旱、干旱地区与山区，资源质量较差；林地资源则较好，一等林地约占65\%。多数矿产资源贫矿多而富矿少。共、伴生矿多，单矿种矿少，利用难度大，成本较高。 \subsection{我国生态资源环境挑战}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超越了任何一个经济体，也超越了工业化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态资源环境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subsubsection{1.生态系统脆弱、退化形势严峻} 我国生态系统整体质量和稳定性状况不容乐观。自然生态系统总体较为脆弱、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较低、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不足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胡焕庸线”东南方43\%的国土，居住着全国94\%左右的人口，以平原、水网、低山丘陵和喀斯特地貌为主，生态环境压力巨大；该线西北方57\%的国土，供养大约全国6\%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漠、绿洲和雪域高原为主，生态系统非常脆弱。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依然严峻。根据2021年中国水土保持公告，全国水土流失面积267.42万 km2，占国土面积的27.86\%；过度农垦、放牧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失衡，2019年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达10.1\%，2021年我国人工林面积6801.96千公顷，超过森林总面积的30\%，且不少位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不少农业开发和建设占用挤占或损毁生态空间，从历史上看，农牧交错带地区大量耕地是通过开垦优质草原、森林、湿地形成的，全国地理国情监测数据表明，2019年全国种植土地（含果树等经济作物）、建设用地（含设施农用地）均比2015年有所增加，全国草地面积有所减少，全国矿山开采占用、损毁土地问题比较严重。 \subsubsection{2.人均资源短缺、利用效率不高} 2021年，原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精矿、铝土矿的进口额约占我国矿产品进口总额的85\%以上，2019年，我国有2/3的战略性矿产存在较高的对外依存度，其中约有1/2的战略性矿产对外依存度超出了50\%。 我国有一批未来需求潜力大、但被他国“卡脖子”的矿种。2019年，我国油气、铁、铜、铝、镍、钴、锆、铬等等15种战略性矿产的资源储量占全球比重均低于20\%。其中，石油储量仅占全球总量的1.5\%；煤炭储量也仅占全球总量的13.2\%；从数量上对比看，我国2/3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储量在全球均处于劣势地位。 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仍然将保持国际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将成为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这会导致战略性矿产消费量快速增长，加剧供需矛盾。资源粗放利用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建设仍以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为主，2021年全国人均城镇村及工矿用地250平方米。 \subsubsection{3.环境容量有限、防治任务艰巨} 根据2021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全国水土流失面积267.42万平方公里，占陆地国土面积（不含港澳台）的27.96\%；根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1.16万平方千米，沙化土地面积为172.12万km2，占国土面积的18.0\%；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2021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21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35.7\%；全国酸雨区面积约36.9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3.8\%。 \subsubsection{4.城市韧性不足、安全事件频发} 伴随城镇化快速扩张的过程，城市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如水灾、气象灾害、环境污染、地震、火灾爆炸、危化品泄漏、交通事故、疫病疫情以及群体性事件等都会严重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并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与城市相关的灾害种类有30多种，可分为自然和人为灾害两大类。（1）\textbf{城市自然灾害。}我国70\%以上的大城市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开放地带，其中不少地区是自然灾害的易发、多发区。（2）\textbf{城市人为灾害。}包括人类管理不善或疏忽、错误造成的，如火灾与爆炸、城市工业与高新技术致灾、公害致灾、城市生命保障线事故、交通事故等，以及人类的故意行为造成的灾害。从危险化学品事故看，危化品在产、运、储、销、用及废弃处理等环节中都有可能由于管理不善或疏忽、错误引起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各类城市公共安全事件暴露出了我国城市韧性不足，公共应急管理体系软件建设和公共安全设施硬件建设都存在明显短板。 \section{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观念}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增加“美丽”一词，体现了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内涵理解的不断全面和深化，体现了“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生态价值理念。 在此目标之下，党中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做出的科学判断。高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发展，就是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就是高质量供给加快成长、升级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的过程。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出发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努力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径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绿色发展，实现中国的绿色崛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展现了八个方面思维： \subsection{历史思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2013年5月24日，习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古今中外，这方面的事例众多。”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古代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均发源于森林茂密、水量丰沛、田野肥沃的地区。而生态环境衰退特别是严重的土地荒漠化则导致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衰落。我国古代一些地区，例如楼兰古国、河西走廊、黄土高原等，也有过惨痛教训。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哺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016年8月，习总书记在青海考察工作时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是我国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基础。‘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是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subsection{全球思维：“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习总书记强调：“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 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要坚持环境友好，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实践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2020年9月22日，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020年12月12日，习总书记在气候雄心峰会上指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2021年4月22日，习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峻的、长远的。但是，我坚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 \subsection{底线思维：“坚守资源上限、环境底线、生态红线”} 2018年5月18日，习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之所以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和正确处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就是因为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要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 2018年5月18日，习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对突破三条红线、仍然沿用粗放增长模式、吃祖宗饭砸子孙碗的事，绝对不能再干，绝对不允许再干。”在生态保护红线方面，要建立严格的管控体系，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在环境质量底线方面，将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对生态破坏严重、环境质量恶化的区域必须严肃问责。在资源利用上线方面，不仅要考虑人类和当代的需要，也要考虑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把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不要突破自然资源承载能力。 \subsection{民本思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也是最基本的民生福祉。2013年4月，习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 2015年，习总书记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动员全社会都以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subsection{整体思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8年5月4日，习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2018年5月18日，习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subsection{系统思维：“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如果因小失大、顾此失彼，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系统性、长期性破坏。” 2013年11月9日，习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2014年3月14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时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我们提出了‘五个统筹’，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 2018年5月18日，习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比如，治理好水污染、保护好水环境，就需要全面统筹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佳效果。” 2019年9月18日，习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subsection{辩证思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回望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提供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能力显著增强，但是，我国在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上是下降的，这成为当前要素供给中的突出短板，当自然资源成为稀缺性资源和产业资本投资获利的对象时，生态产品就具有了商品性质，成为高使用价值和高资产价值的统一体。以此为前提，“绿水青山”就有可能转化为“金山银山”，人类也就此步入生态文明新时代。 2020年4月21日，习总书记在陕西安康市平利县老县镇蒋家坪村考察时指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希望乡亲们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因茶致富、因茶兴业，脱贫奔小康。” “两山理论”核心是保护与发展间良性互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经济发展不能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底线，不应是对资源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保护应当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积极、主动保护，而不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两山理论”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要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核心，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着力构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 \subsection{法制思维：“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2015年，习总书记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能手软，不能下不为例。”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严格用制度管权治吏、护蓝增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责必追究，保证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效。” 2016年11月28日，习总书记就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要加大环境督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着力解决生态环境方面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不断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改善。”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对于已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和相关制度，要像抓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一样抓好落实。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责。 \section{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路径} 迈入新发展阶段，意味着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协同并进，社会、经济、生态、治理发展的方方面面也将实现由量到质、由大到强的一次大跨越。 \subsection{高水平保护——框定生态资源环境安全底线}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要尊重自然规律，树立底线思维，全面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统一设置、分级管理、分区管控，系统保护陆地和海洋重要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将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生态极度重要和极度脆弱区域以及国家一级公益林、重要湿地、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冰川及永久积雪、红树林、珊瑚礁等重要生态系统等划入生态红线。 要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要求，抓住重点区域、重点流域、重点海域的突出生态问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大规模国土绿化、海洋生态修复、荒漠化治理等重大工程。立足我国国情，探索基于自然的生态保护修复解决方案，提高生态修复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障，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实行严格的耕地用途管制，将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要强化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理念，实行严格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促进形成保护更加有力、执行更加顺畅、管理更加高效的耕地保护新格局。 要立足本地自然资源条件，在建设过程中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和特色风貌，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subsection{高质量发展——促进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 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以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以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以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以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要尊重经济规律，促进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破除资源流动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并向优势地区集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同时，高质量发展不是仅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对所有地区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需要践行的要求。我国国内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基础、发展阶段各不相同，要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生态和文化产品转化，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加快动力转换、效率提升、结构优化。 总体上看，要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弘扬地域特征、民族文化、时代风貌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subsection{高品质生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前我们要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现在则是要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要尊重社会规律，紧扣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呈现出的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推动空间的供给侧改革，从关注量的多少转向重视质的提升。 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建设全龄友好型城市。推进义务教育和学龄前教育设施均衡发展，促进儿童友好型社会建设；增加养老、医疗服务设施有效供给，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完善面向新青市民的生活、工作服务设施。以完善社区基本治理单元为重点，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以“共同缔造”为核心，创新完善社区治理机制，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协商共治”的社会治理体系。 要坚持城乡一体、区域协同发展，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通过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式，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subsection{高效能治理——推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破解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审批流程复杂、周期过长，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 要坚持事权对应原则，对应市场经济为主体下的有为政府事权，确定规划内容；对应各级政府行政事权，区分各级规划内容清单。以行政主体事权“清单”确定规划内容“清单”，明确规划的实施、管理、监督的责任主体。 要坚持有效行政原则，建立各级规划内容之间的刚性传递关系，避免任何一个环节的“断链”导致整体约束性的丧失；同时区分定性、定则、定量、定构、定界等不同精度的刚性内容，以对应不同层级政府事权，在确保规划管控“基因”延续的前提下为下位规划预留深化细化空间。 要坚持层次最简原则，在有效行政前提下实现规划层次的最简化，从而最大化地降低行政成本，并降低“刚性断链、整体失效”的概率。 要通过完善法规政策体系、完善技术标准体系、完善基础信息平台等方式强化规划法规政策与技术保障；通过强化规划法律地位、改进规划审批、健全用途管制制度、监督规划实施、推进“放管服”改革等方式强化规划实施与监管；通过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保障规划实施。 \section{生态文明下的人居环境与国土空间和谐共存} 成立自然资源部和推动国土空间规划都是源自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最关键、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之下，自然资源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科学论断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也为自然资源部的职能定位、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 \subsection{探索以生态优先、人居环境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路子} （1）坚持“生态优先、人居环境绿色发展”，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全球做出的庄严承诺。从全球竞争力视角看，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和认同、融入全球共同价值观的重要标准，将推动一个国家占据道义制高点和战略制高点。 （2）坚持“生态优先、人居环境绿色发展”，是在资源环境紧约束条件下、秉持立足自身的资源安全观、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通过资源、能源的集约高效循环利用，实现单位消耗的产出提升，并逐步实现资源环境消耗与经济社会发展脱钩。 （3）坚持“生态优先、人居环境绿色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建设美丽中国的前提和基础。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城市发展的逻辑从过去“人跟着产业走”，转变为“人才跟着环境走，产业跟着人才走”，山清水秀的诗意栖居之地成为容纳新人才、孕育新经济的载体，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subsection{生态文明下的国土空间导向} \subsubsection{1.国土空间是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必须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更加注重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深刻揭示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国土空间是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底、承载人类多样化经济社会活动的综合性空间载体。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角度合理统筹国土空间规划，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平衡关系，要求我们统筹好局部与整体、开发与保护、近期与远期的关系，实现人与资源之间和谐共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subsubsection{2.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灵魂}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保障，也是各级人民政府以及全社会的思想指南和根本标杆，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也构成了国土空间规划最重要的时代背景，为国土空间规划注入了基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观和“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自然资源观，这两个科学观点在理论上构成了国土空间规划的灵魂和基石，在实践上则为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提供了可操作、可应用的工作支点。可以预见，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能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青山绿水”的战略目标，又必然能为中华民族永享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优美宜居的生活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必将促进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全新转型，从而为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 在资源环境紧约束的条件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着力建设健康美丽的人居环境。唯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遵循，探索以生态优先、国土空间与人居环境和谐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方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方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第1章生态文明下的人居环境和国土空间 1 1.1我国人居环境发展历程 1 1.1.1原始时期 1 1.1.2古代时期 1 1.1.3近代时期 2 1.1.4现代时期 3 1.2我国传统人居环境的理念与人居环境学科发展 9 1.2.1人居环境的核心理念 9 1.2.2人居环境的科学发展 11 1.3生态文明演进与我国国土空间的生态安全问题 12 1.3.1生态文明的演进 12 1.3.2我国生态资源的基本情况 13 1.3.3我国生态资源环境挑战 13 1.4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观念 15 1.4.1历史思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16 1.4.2全球思维：“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16 1.4.3底线思维：“坚守资源上限、环境底线、生态红线” 17 1.4.4民本思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7 1.4.5整体思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7 1.4.6系统思维：“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18 1.4.7辩证思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8 1.4.8法制思维：“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19 1.5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路径 19 1.5.1高水平保护——框定生态资源环境安全底线 20 1.5.2高质量发展——促进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 20 1.5.3高品质生活——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21 1.5.4高效能治理——推进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1 1.6生态文明下的人居环境与国土空间和谐共存 21 1.6.1探索以生态优先、人居环境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路子 22 1.6.2生态文明下的国土空间导向 22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c|} \hline 时期 & 特征 & 人居环境情况 & 影响 \\ \hline 先秦 & 源起与发轫 & 中国人居雏形初现；“聚——邑——都”的居住演化；人居环境整体经营体系已大致形成 & 先秦时期人居的演进，从聚落到国家，反映出“世界”的变迁以及“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人居史上，先秦时期具有开篇的意义 \\ 秦汉 & 统一与奠基 & “天下人居”支撑体系构建形成。中国开始在世界人居体系中发挥影响和作用（丝绸之路与世界沟通），人居发展中文化的影响加大 & 秦汉时期在前所未有的大一统的局面下，在人居建设的多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创造，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人居环境的大框架和基础 \\ 魏晋南北朝 & 交融与创新 & 重视自然之美、多元人文融合创新。都城人居模式继承秦汉，并进行新的探索（轴线在都城中的使用） &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是南方与北方不同民族在分裂中进行人居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呈现出勃勃生机 \\ 隋唐 & 成熟与辉煌 & 中国人居走向成熟与辉煌。逐步形成“建筑——规划——园林”制度。“礼乐教法”营造秩序成熟 & 隋唐人居是在秦汉开创的基础上，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遗产，广泛吸纳世界优秀文明的人居精华后，进行了新的融合，中国人居走向成熟与辉煌，走向世界，影响深远 \\ 宋元 & 变革与涌现 & 古代科技经济的快速发展，市民第一次作为城市的主导。人口增长影响城市格局 & 宋代是古代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重变化共同激发人居环境建设发生变革，从都城到地方都涌现出新的格局，达到了新的高度，整体呈现出“分水岭”的局面 \\ 明清 & 博大与充实 & 农业社会人居环境成就达到巅峰。中心文化交流，激发原有人居活力 & 明清时期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重要时期，中国人居按照汉唐奠定的框架，继承宋元人居成就，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极致，形成了完备的人居体系。适应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天下人居空间秩序在这一时期定型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 \hline 城市类型 & 影响因素 & 城市 \\ \hline 由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输入、本国资本的发展而产生较大变化或新兴起的城市 & 长期受某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 & 青岛、广州湾、哈尔滨、旅大等 \\ 由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输入、本国资本的发展而产生较大变化或新兴起的城市 & 处在几个帝国主义占据下，有特殊的租界地 & 上海、天津、汉口等 \\ 由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输入、本国资本的发展而产生较大变化或新兴起的城市 & 中国官僚资本或民族资本开办的新的工矿企业而兴起的新城市 & 河北唐山、河南焦作、湖南锡矿山、湖北大冶、玉门等 \\ 由帝国主义侵略、外国资本输入、本国资本的发展而产生较大变化或新兴起的城市 & 现代化交通影响下的城市发展 & 郑州、徐州、石家庄、蚌埠、浦口等 \\ 原来的封建城市受到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长期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城市 & 北京、西安、成都、太原、南昌、长沙、兰州等 \\ 原来的封建城市受到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城市 & 南通、无锡、内江、自贡等 \\ 原来的封建城市受到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辟为商埠或设有租界的沿江沿海城市 & 南京、济南、沈阳、宁波、福州、芜湖、九江、重庆、万县、烟台等 \\ 原来的封建城市受到帝国主义的侵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 传统的手工业商业中心或位于交通要道的城市 & 临清、淮阴、淮安、扬州、浏河、嘉定等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