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se-agent-od/data/book/chapter03.tex

\chapter{城乡空间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
阳光是万物之源，土地是万物之本，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伴随着人类认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土地的了解和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化，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推进，土地资源管理与利用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土地资源的认识和学习是国土空间规划原理的重要构成。

\section{我国城乡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
长期以来，基于我国城乡发展规划与各类建设管理的需要，各级各类部门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衍生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规划体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除城乡规划体系和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外，尚有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类型，从“多规合一”需求出发，有必要理清各类规划在历史沿革核心理论与时间上的异同及核心目标。

\subsection{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subsubsection{1. 雏形城市时期}
考古证实，中国最早的城市雏形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时代。这一时代出现了中国第一批古城邑——由夯土墙或石墙围绕起来的大型聚落，但是由于它并不具备城市的实际职能与文化形态，因此只是一种“带围墙的村庄”。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随着奴隶社会的较大发展，商代产生了第一批相对完整意义上的早期城市。

（1）居民点产生于第一次劳动大分工——农业、畜牧业的发展

原始社会，人类主要依附于自然生活，过着穴居、树居等群居生活，然而这时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居民点。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以及农业、畜牧业的发展，人类不再需要长期的迁徙奔波，可以定居生活，因此原始群落中就产生了从事农业与从事畜牧业的分工，也就是人类的第一次劳动大分工。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此时逐渐产生了固定的居民点。人们的生活与农业均离不开水，所以原始的居民点大都靠近河流、湖泊，大都处于“山之阳”、“水之阴”的台地上，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和其他部落的袭击，往往在原始居民点外围挖筑壕沟，或用石、土、木等材料筑成墙及栅栏，这些沟、墙是一种防御性构筑物也是城池的雏形，我国的黄河中下游、埃及的尼罗河下游、西亚的两河流域都是农业发展较早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的农业居民点以及在居民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也出现得最早。

（2）城市形成于第二次劳动大分工——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金属工具的使用，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原始部落生产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需求的多样化，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即产生了第二次劳动大分工，出现了一些专门的手工业者。与此同时，随着交换量的增加及交换次数的频繁逐渐出现了专门从事交易的商人以及物品交换的场所，也就是固定的市场。原来的居民点也逐渐融合，人口更加聚集，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逐渐提升从而有了剩余产品，有了剩余产品就产生私有制，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逐渐解体，出现了阶级分化，人类开始进入奴隶社会。所以也可以说，城市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出现的。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的地区城市产生的时期有先有后，但都是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中产生的。

\subsubsection{2.古典城市时期}
中国古代文明中有关城镇修建和房屋建造的论述，总结了大量生活实践的经验，其中经常以阴阳五行和堪舆学的方式出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有专门论述规划和建设城市的中国古代书籍，但有许多理论和学说散见于《周礼》、《商君书》、《管子》和《墨子》等政治、伦理和经史书中。

夏代（公元前21世纪起）就对“国土”进行全面的勘测，国民开始迁居到安全处定居，居民点开始集聚，向城镇方向发展。夏代留下的一些城市遗迹表明，当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工程技术水平，如陶制的排水管的使用及夯打土坯筑台技术的采用等，但总体上，在居民点的布局结构方面都尚原始，夏代的天文学、水利学和居民点建设技术为以后中国的城市建设规划思想的形成积累了物质基础。

在西周至战国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城市逐步形成了“城郭分野相依”的古典形态格局。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筑城运动时期”，也是第一次城市建设的高潮。西周作为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重要时代，形成了完整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法礼关系，对于城市形制也形成了相应的严格规则。《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成为影响中国几千年古代城市营建的基本范式，对中国传统城市的礼制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周礼·考工记》中对于不同城市营建的等级也有严格的规范，如“建国立城邑，有定所，高下大小，存乎王制”、 “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等等，这同样也是礼制规范的体现。

春秋战国时代是古代中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群雄纷争和战乱频繁，也是各种社会变革思想蓬勃发展的“诸子百家”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多元化时代，既有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礼制营城规范；也有以《管子·乘马》为代表的山水有机营城思想，强调“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的自然至上理念。例如，后来明代都城南京的规划就充分体现了管子的山水营城思想。在管仲的论著《管子·乘马第五》立国中有这样的描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中可知，当时已经非常重视城池规划选址。会注意利用山川地利之便，让城市有险可依，除了根据具体的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城池建设还要讲究经济性。这些理论对后来城市规划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subsubsection{3.中期传统城市时期}
中期传统城市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世纪末的秦汉到唐代末期。汉武帝时代为巩固皇权统治，“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核心思想就是社会等级、宗法关系，从此，《周礼·考工记》所代表的礼制思想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城市的规划建设产生了主体性的影响。从曹魏邺城、唐长安城到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周礼·考工记》对城市形制尤其是都城的影响极其深远。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建设的主要特征有三点城市的整体性加强，组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受“尊儒崇礼”思想的影响，城市内部各功能要素在布局上呈现出尊卑有别的礼制秩序；具有严格的功能分区和“里坊”制度。

\subsubsection{4.后期传统城市时期}
后期传统城市时期大约从北宋到 19世纪末的晚清。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功能日渐增多，尤其是经济、生活功能的强化，使得城市的世俗化特征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城市主体礼制风格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也开始出现了对严格的里坊结构、封闭的城垣形制的重大变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而相对自由的城市风格。北宋时期，商品经济和世俗生活的发展开始冲破《周礼·考工记》的礼制约束，首都汴梁城（开封）出现了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那样熙熙攘攘的商业大街，封闭的“里坊”制度开始解体。

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思想、理论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早期的耕作制度。“井田制”奠定了中国早期城市方格网状的空间格局的基本形式，如《周礼·考工记》中所用的“夫”就是井田的丈量单位。

（2）传统的营建技法。如中国早期的城市大多出现在北方平原地区，受当时当地的气候与建筑材质的影响，出现了封闭的院墙体系及方正平直的格局。

（3）特有的文化观念。如天圆地方说、天人感应等思想，表现在城市中象征性的构图和布局；阴阳五行思想和易学说，表现在城市布局中对方位、数字、对偶等的应用；相土形胜风水说，尤其表现在城市规划的选址与总体格局中。

（4）封建政治制度。封建政治制度所形成的特有文化价值观念也左右着城市规划的思想，如《礼记·乐记》中讲道：“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序，故群物兼别；和，故百物兼化。”所以，我国古代城市规划尤其强调等级尊卑、序列感。

（5）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时期，城市功能的变化会导致城市形态，营建风格的相应变化。例如，北宋汴梁城出现里坊解体和沿街买卖的现象，就是市场经济和市民阶层发展壮大的结果。

\subsection{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近代中国受到西方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具有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城市规划发展围绕两条基本脉络展开：一是西方外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及其相伴随的新的城市物质要素和结构形式的渗入，由点及面、由渐及盛的扩展过程；二是本土传统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在外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强大影响下逐步解体，并被动地重构新型城市的艰难过程——表现为对西方模式的照搬或“中国化处理”。可以说，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演变始终围绕着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近代化，以及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本土化而展开。

这一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开始受到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广泛影响。起初主要是向租界、殖民城市学习，洋务运动后开始直接派遣中国留学生学习西方城市建设技术与规划方法，诞生了第一批具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市政、公共卫生、建筑与城市规划专业人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城市规划向近代科学的转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中国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始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殖民者在其长期占领的城市中围绕其掠夺和侵占目的展开规划建设，这一类型的典型城市包括青岛、哈尔滨、大连和长春等；近代交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批因区位优势而得到发展建设的城市，以郑州、蚌埠、石家庄等为代表；此外，还有随着民族资本工商业的发展而进行的城市规划与建设活动，如南通、无锡、汕头等。

近代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表现为两大类：一类完全套用当时西方所流行的规划思想和手法，甚至直接由西方人进行规划，例如大量的租界城市；另一类引入西方的学说并进行“中西结合”的应用，哈尔滨早期俄国人做的“新城规划”在世界上代表了最先进的规划理念，它融合了霍华德的规划思想和巴洛克风格，形成的方格网与放射状的路网格局、有轨交通、绿化系统以及独有的建筑特色使哈尔滨成为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国际性城市。

\subsection{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体制的巨大变革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城市规划与建设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过程曲折，中国的城市规划根据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在逐渐演进，以推进生产力布局为核心目标，城市规划思潮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subsubsection{1.建国初期的城市规划}
1949年至196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这时城市规划的核心任务是落实生产力的布局。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由于多年战争濒临崩溃，又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孤立与排挤，内忧外患的发展环境迫使新中国选择全面倒向苏联，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建立了以自上而下计划为特征的运行体制，中央政府通过统一的计划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全面管理，并通过城市规划向地方政府分配建设资源。在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停止引用西方规划理论，转而全面学习苏联规划理论与模式。将城市作为主要用于工业生产的载体，强调“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生活空间被极度压缩，城市生活设施被作为工业生产的配套则按照最简单、最经济的原则进行，以尽可能地降低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这一时期的规划被作为在空间上落实国民经济建设计划和重大项目布局的工具，其主要职责是服务于工业生产和计划落地的需要，规划思维体现出强烈的自上而下、计划性、指标性和工程技术性色彩。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年间，城市规划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延续与空间落实，作为指导生产项目布局和城市建设的技术工具，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在支撑短时间内建立社会主义工业体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subsubsection{2.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城市规划}
19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我国的城市规划深受极左主义思潮的影响。1960年代后，在“极左”思想影响下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经济社会事业多处于废弛停顿状态。城市规划被视为“扩大城市差别”的“修正主义”而受到了批判，曾经作为落实发展计划重要工具的城市规划也走向低潮，只有在应对国家重大工业项目建设需求时，才有限地开展城市规划工作。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仍然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计划经济色彩依旧较为明显。

\subsubsection{3. 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规划}
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我国的城市规划向科学理性主义回归。“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迎来改革开放浪潮，西方国家的规划思想与理论随同资本、技术等一并进入中国，科学主义的社会思潮在当时的中国蔚然成风，城市规划研究与实践也显著表现出对“科学化”的强烈追求。城市空间被抽象为点、线、面组合而成的系统，数学模型等计量方法被运用于对城市空间演化过程及规律地模拟，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积极应用。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非常注重对城市空间演化规律的研究，引入了西方许多关于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经济地理（城市地理）等理科力量的介入，将综合思想、科学分析思维引入中国规划界，为城市规划提供了崭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开启了中国城市规划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subsubsection{4.全球化初期的城市规划}
199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城市规划更加趋近于用地扩张的增长主义思潮。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1990年代初中国顺应时代浪潮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代推进了分税制、分权化、城乡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市场化等一系列重大的改革，中央政府在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更多可支配资源的同时，也将更多的增长压力转移至地方，促成了“增长主义”政策体制与城市扩张式的发展特征。国家和社会治理思想的变化、央地关系的调整及市场化转型，都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选择，这一时期的城乡规划在相当程度上扮演了支撑政府实现增长主义目标的手段，成为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等城市各类资产、管控空间秩序和营造景观环境的重要工具，更承担了提高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任务。

单一增长目标导向下的经济高速发展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迅速暴露出种种问题：城市空间无序扩张，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增长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发展目标之间极度失衡……有鉴于此，2003年后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思想，对GDP 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修正，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统筹，更加重视民生、区城和乡村等方面，规划的工作领域也真正开始从“城市规划”拓展至“城乡规划”。在2008年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城乡规划的属性明确实现了从“工程技术”向“公共政策”的转变。然而，增长主义模式的巨大惯性难以在短期内根本扭转，地方政府仍然奉行增长主义的发展策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发展价值取向、关注的核心利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城乡规划在服务国家新发展理念与满足地方增长主义诉求之间艰难平衡，缺乏一以贯之的内在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价值观—行动分裂”。

代表性纲领：北京宪章1999年，由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通过，标志着人居环境学说被世界建筑学界普遍接受和推崇，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北京宪章》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共同的选择，它不仅表现在它对环境问题的科学分析，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原则，即将“规划建设、新建筑设计、历史环境保护、一般建筑的维修与改建、古旧建筑合理地重新使用、城市和地区的整治、更新与重建、以及地下空间的利用和地下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等纳入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体系之中”。

《北京宪章》发挥了东方系统思想的优势，在深入了解未来的发展态势、广泛吸收现代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义建筑学”理论框架。它认为：对建筑学有一个广义的、整合的定义是新世纪建筑学发展的关键； 反对将建筑学这一“共同的问题”分割成单独论题的做法，它提倡“从局部走向整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揭示了建筑历史发展规律，建立了当代建筑科学理论体系，它将发挥重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提出用辩证系统思维作为基本方法论，既肯定了分析的作用，更强调有机综合的科学价值。

《北京宪章》提出了符合生态原理的建筑设计原则，即用新陈代谢的客观规律和循环体系的观念，将建筑的生命周期的概念，融入人居环境建设过程之中——不仅结合建筑的生产与使用阶段，还要基于“最小的耗材、少量的‘灰色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最大限度地循环使用和随时对环境加以运营、整治”。

\subsubsection{5. 新型城镇化时期的城市规划}
2010年后，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生产、贸易分工格局及金融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发展的内外环境日益严峻，中共十八大、十九大做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判断，提出深化改革、美丽发展、创新发展等一系列新目标，以及“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新要求。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模式与路径都发生了重大转变，持续了近20年的增长主义模式走向终结，新时代的国家发展纲领不仅仅是应对和消化增长主义时期所累积的种种问题，而且要在更高的目标征程中解决“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的功能角色、社会认知及其思想方法均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开始启动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融合的工作。

（1）需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城乡规划。城乡规划不仅从工程技术明确转向了公共政策，而且成为国家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国家多层级治理架构下发挥对国土空间的规范、协调等重要作用，同时也将在“政府—市场—社会关系”调整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2）城乡规划的价值取向发生重大转变。从长期以来强调（或者事实上）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城镇化数量水平提高等“数字目标的增长”，转变为关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共享等一系列“综合目标”的实现，国土空间规划要求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承担起更加综合有力的资源与空间管控职能，实现对资源的更好保护与更高效利用，促进形成更加均衡、美丽、永续的国土空间格局。

（3）城乡规划的内容重点发生重大调整。从长期保障城市发展增长的需求，转变为生态优先、引导发展、刚性管控，不再是“以需求定空间供给”，而是首先要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基底、耕地保护的底线，以有限的空间供给来约束无限的空间增长需求。

（4）更加强调中国本土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由于过去长期照搬苏联和西方的理论、经验，中国城乡规划在过去发展中出现了“一手的规划实践，二手的规划理论”的尴尬现象。中共十八大以后，在“四个自信”的指引下，中国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发生了明显转向，强调构建中国本土规划的理论体系，增强民族自信、传承中国文化、总结中国经验，进而向世界贡献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在雄安新区规划、北京通州新行政中心区规划等工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5）更加强调城乡规划的引领地位、科学性、严肃性与持续性。中央对城乡规划高度重视，提出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科学决策、科学规划；明确了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要发挥“战略引领、刚性管控”的作用；提出要坚守规划要求，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持之以恒的精神等等。

\subsubsection{6.全面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以来的城市规划}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全面推进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这是我国未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关键举措，也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不但要实现“多规合一”，更提出了全域全要素的管控要求，国土空间规划与传统意义上以发展建设为主体导向的城乡规划有所差异，也不同于注重管控思维的土地利用规划，而是在生态文明理念下对空间规划的重构，将传统规划的内容从建成环境扩展到全域全要素，体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战略性、约束性、系统性和权威性等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如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土地利用粗放严重等，尤其是随着城乡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农业和生态用地空间受到挤压，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矛盾加剧，不同空间尺度都存在着人和自然之间、生产和生活活动之间、自然生态系统内部关系不尽协调的矛盾。在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解决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开发秩序混乱和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一直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重大科学命题。

201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正式成立，城乡规划的相关职责也由建设部调整到自然资源部之中。201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基本形成。机构合并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但体系的构建还需要思维方式转变和过往经验总结的有效结合，要做到水乳交融、知行合一，才能真正确保构建“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是关系到国民经济与社会能否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是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合理高效配置资源、协调发展与保护及解决规划“打架”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section{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使得城乡规划思想与理论同步发展。一般将自古希腊到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前称为“古代城市规划时期”，其中又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称为“古典城市规划时期”，将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前后称为“中古城市规划时期”；将工业革命以后至20世纪初称为“近代城市规划时期”，这是城乡规划思想理论层出不穷并逐步走向独立学科建设的重要时期；将20世纪初以后至今的时期统称为“现代城市规划时期”。

\subsection{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先后经历了从以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绝对君权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变迁，不同的政治势力占据着社会主导地位，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占据着文化主导地位，不仅带来了不同城市的兴衰，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城市规划的思想和实践，透过西方古代城市发展的复杂过程，可以看出城市规划思想演化的一条基本脉络，即人文主义思想与君权（神权）思想的穿插交锋。

\subsubsection{1.古希腊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古希腊是欧洲古典文明的圣地，也是西方文明的基础。在爱琴海边的希腊半岛及其周边地中海沿岸等地方，逐步形成了数十个相对稳定的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中最繁荣的有雅典（Athens ）、斯巴达（Sparta ）、米利都（Miletus  ）、科林斯（Corinth ）等。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经历了奴隶制的民主政体，形成一系列城邦国家，并从政权体制上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思想，这一思想甚至深刻影响着现代西方的社会与政治体系，古希腊的城市规划思想体现出如下一些特征：

（1）城邦与公共空间精神。古希腊人认为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应当使其中的居民既有节制而又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轻松的生活。古希腊人在城市的艺术、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全面拓展，建设了卫城（圣地），成为希腊城邦精神的化身和有形体现。公元前5世纪，雅典卫城就已成为希腊人宗教与公共活动的中心，希波战争胜利以后其更被视为国家、民族的象征场所，强调给公民以平等的居住条件，包括雅典在内的许多希腊城市都以方格网划分街坊，贫富住户混居在同一街区，仅在用地大小与住宅质量上有所区别。古代希腊人基本的生活方式以公共生活为特征，这种生活方式塑造了古代希腊城市的基本特征，反映在空间格局上，是每个城邦的中心都是一个开放的中心广场。以雅典为例，它的中心广场位于卫城的北坡下面，城市中还要体育场、剧场等的公共空间。各种公共场所一道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成为希腊人多姿多彩的户外生活的载体，进一步激发了古希腊人的公共意识与思辨精神。

（2）宗教与人本思想并存。在古希腊的宗教中，表现的是对多个自然神的崇拜，神、人“同形同性”。古希腊人在崇拜众神的同时，更承认人的伟大和崇高，笃信人的智能和力量，重视人的现实生活。城市中大量的公共活动促进了市民平等、自由和荣誉的增长。雅典卫城以及其他圣地建筑并非膜拜神灵的禁地，而更是市民公共活动的中心，是古希腊人本主义的象征。

古希腊建筑中通过柱廊所围合出的半公共场所、许多开敞的城市广场空间一道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成为希腊人多姿多彩的户外生活的载体。特别是圣地建筑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宗教祭祀职能、防御职能而成为城邦公民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和公共活动的中心，成为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反映、公众鉴赏的对象。

\textbf{代表性城市规划：}\textbf{希波丹姆斯模式}

在古希腊的城市规划中，随着古希腊美学观念的逐步确立和自然科学、理性思维发展的影响，也产生了另一种显现强烈人工痕迹的城市规划模式—希波丹姆斯模式。

希腊哲学家Pythagoras（前580一前500）认为：“数为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现。”亚里士多德则说：“美是由度量和秩序所组成的”，建筑物各部分间的度量关系就是比例，他主张对城市的规模和范围应加以限制，使城市居民既有节制又能自由自在地享受轻松的生活。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有关社会秩序的理想，公元前5世纪的法学家希波丹姆斯在希波战争后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提出了一种深刻影响后来西方二千余年城市规划形态的重要思想—希波丹姆斯模式，他因而也被誉为“西方古典城市规划之父”。希波丹姆斯模式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的和谐，强调以棋盘式的路网为城市骨架并构筑明确、规整的城市公共中心，以求得城市整体的秩序和美。在历史上，希波丹姆斯模式被大规模地应用于希波战争后城市的重建与新建以及后来古罗马大量的营寨城，古希腊的海港城市米利都城（Miletus），普南城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影响了近代西方许多殖民城市的规划形态。

\subsubsection{2.古罗马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古罗马时代是西方奴隶制发展的繁荣阶段，古罗马先后经历了城邦时代、共和时代与帝国时代，在此过程中，古罗马是完全依靠强大的武力（罗马军队为代表的国家行政机器）而存在的，所有这些都保障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城市风格明显表现出君权化、军事化的特征。

罗马共和国后期和帝国建立以后，城市更成为统治者、帝王宣扬他们功绩的工具，广场、铜像、凯旋门和纪功柱等成为城市空间秩序组织的核心和焦点，古希腊时期那种纯粹的市民公共活动，已经基本让位于有组织渲染的种种歌颂“伟大罗马”的整体性纪念活动，诸多广场也由最初的集会场所演变成了纯粹的纪念性空间。罗马城是君权化特征最为集中体现的地方，重要公共建筑的布局、城市中心的广场群乃至整个城市的轴线体系，一起透射出王权至上的理性与绝对的等级、秩序感，象征着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这与东方帝国的城市特征有着本质的一致。

古罗马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体现罗马国家强大的政治力量和严密的社会组织性。彰显繁荣与力量的大比例模数建设思想，是为了使城市和建筑显现出一种具有征服力的崇高感和震撼感，罗马人在实践中通常热衷于选择大比例模数，许多建筑的空间尺度与规模远超其功能需要。例如古罗马的许多广场、斗兽场、公共浴室、宫殿等都达到了超人的空间尺度和规模。古罗马在城市的总体空间创造方面重视空间的层次、形体和组合，并使之达到宏伟与富于纪念性的效果，高超的空间设计手法以及对建筑群体秩序的把握，成为了后世城市规划设计的典范。

\textbf{代表性著作：}\textbf{《建筑十书》}

维特鲁威是古罗马杰出的规划师、建筑师，公元前27年其撰写的《建筑十书》力求依靠当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古罗马城市建设的辉煌业绩、大量先进的规划建设理念和技术进行历史性总结。《建筑十书》分十个篇章，分别总结了自古希腊以来的城市规划、建筑经验，对城址选择、城市形态、城市布局、建筑建造技术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成果。《建筑十书》奠定了欧洲建筑科学的基本体系，在文艺复兴以后更作为西方建筑学的基本教材达三百余年之久。维特鲁威继承了古希腊的许多哲学思想和城市规划理论，提出了他的理想城市模式，在这个理想城市模式中，他把理性原则和主观感受结合起来，把理想的美和现实生活的美结合起来，把以数的和谐为基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性主义同以人体美为依据的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统一起来，强调建筑物整体、局部以及各个局部之间和整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充分考虑城市防御和方便使用的需要。

\subsubsection{3.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规划思想}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进入漫长的中世纪，欧洲分裂成许多小的封建领主王国，封建割据和战争不断，社会生活中心转向农村，手工业和商业萧条，城市处于衰落状态。在这一时期，教会势力变得十分强大，教堂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位置，教堂的庞大体量和高耸尖塔成为城市空间布局和天际轮廓的主导因素。在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权思想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人性受到压抑，君权也受到牵制，战争频繁，城市建设极为有限，人们一般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

由于中世纪的城市发展缓慢，缺乏大规模的人工规划干预，所以形成了十分自然有机的城市形态、亲切的空间尺度、宜人的景观环境，使得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景观具有独特的魅力，常常得到我们今天的赞誉。10世纪以后，西欧的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兴起，一些区位优越、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城市逐渐摆脱了封建领主的统治。在这些城市中，公共建筑（如市政厅、关税厅、行业会所等）开始占据城市空间的主导地位，中世纪后期，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持续繁荣，一些市民的思想与精神在逐步复苏。

\subsubsection{4.文艺复兴与绝对君权时期的城市规划思想}
14世纪初开始的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人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艺术、技术和科学都得到飞速发展，文艺复兴实际上是早期资本主义对其价值观的一种宣扬，但限于当时政治力量的对比格局，只得打出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旗帜，其核心是宣扬人性解放，实质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秩序，但由于资产阶级此时还没有真正登上统治社会的舞台，因此，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主要还是集中于对单个建筑或城市片区的小规模营建与改造。

在17世纪后半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庇护，而君主政权又需要利用资产阶级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积极的斗争精神来约束和对抗教会。资产阶级与国王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封建割据和教会势力，这一时期在欧洲建立了一批统一而强大的中央集权、绝对君权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运动。随着君主政权的强大，古典主义与唯理主义在欧洲的文学、艺术等方面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城市规划思想也追求抽象的对称和协调，寻求纯粹几何结构和数理关系，强调轴线、放射和主从关系，以凸显永恒、王权至上的主题。

\subsection{西方近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subsubsection{1.近代城市规划产生的历史背景}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欧洲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将整个西欧都推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轨道，资本主义制度代表了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带来17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生产力的大飞跃，并最终引发了18世纪下半叶席卷欧洲的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整个西方社会基本上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并迎来了机器大生产的时代，人类的文明与社会发展从此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由于工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古典城市空间结构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发展现实，农业生产劳动率的提高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导致大量破产农民向城市集中，各大城市都面临着人口的爆发性增长，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城市原有的居住设施严重不足，旧的居住区不断沦为贫民窟，提供给工人的新建廉价住房更是粗制滥造，不仅设施严重缺乏，基本的通风、采光不能满足，而且居住密度极高，服务配套设施不全，导致了传染疾病的大范围流行，这种糟糕的城市环境卫生状况加剧了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出现了大量有关寻求解决城市问题方案的讨论，诸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玛塔的“带形城市”、戈涅的“工业城市”、西谛的城市形态研究等等，成为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和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

\subsubsection{2.近代城市规划的探索实践}
（1）空想社会主义的启蒙。早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面对资本家对农民、工人极端残酷的剥削，很多怀有社会良知的先驱们已经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并思考和探索理想的国家、城市形态，他们普遍认为，推翻、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的民主社会，是解决剥削问题的根本途径，这些思想家们的各种理论与概念被统称为“空想社会主义”。

近代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初起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的“乌托邦”概念，随后又影响了圣西门（Saint-Simon， 1760-1825）、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等多位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通过著书立说来宣传和阐述他们对理想社会的坚定信念，同时还通过一些实验来推广和实践自己的理想。虽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实践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几乎没有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这种先进的思想和理念却对后来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英国关于城市卫生和工人住房的立法。1842年英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卫生条件的报告》，这一报告成为政府开始关注城市卫生状况和工人住房问题的转折点。1848年英国通过《公共卫生法》，规定了地方当局对污水排放、垃圾堆积、供水、道路等方面应负的责任。由此开始，英国通过一系列卫生法规建立起一整套对城市卫生问题的干预和控制手段。对工人住宅的重视促成了如1868年的《贫民窟清理法》、1890年的《工人住房法》等一系列法规的出台。英国改善城市居住环境的行动对欧洲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19世纪中叶后“公司城”作为资本家就近解决工人的居住需求，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而出资建设和管理的小型城镇，开始在西方各国大量出现。

（3）城市美化运动。通常所说的“城市美化运动”，主要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美许多城市为缓解日益严峻的城市病、恢复城市的良好环境和吸引力而进行的一系列景观改造活动。城市美化运动首先开始于美国，其前奏是1850年代末开始的“公园运动”，在奥姆斯特德（Olmsted）的率领下，纽约在1859年首先建设了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城市开敞空间—纽约中央公园。城市美化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物质空间形象和秩序，恢复城市中由于工业化的破坏性发展而失去的视觉美与和谐生活，从而改进人们的生存环境。后在芝加哥等地持续进行了大量实践，这种景观环境改造理念改善了城市运行机能，开创了促进城市中人与自然相融合的新纪元，并催生了后来景观建筑学、园林规划和城市绿地规划等学科的兴起与发展。

\subsubsection{3.现代城市规划的奠基：田园城市理论}
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种种社会改革思想和实践的影响下，英国人霍华德（E. Howard）于1898年出版了《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平和之路》（Tomorrow：a Peaceful Pathto Real Reform）的论著，提出了著名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论。“田园城市”的提出，既标志着近现代城市规划学科出现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框架，也标志着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

针对当时城市（尤其是像伦敦这样的大城市）所面对的城市问题，霍华德提出用一个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田园城市”作为解决方案。“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的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委员会受托管理。霍华德“田园城市”理论的整体思路形成过程大致如下（见表3.1）。

表3. 1田园城市理论整体思路形成过程

“田园城市”是一个综合的城市规划、发展、建设模式，不同于我们常说的以景观营建为主的“花园城市”。“田园城市”也不同于“卫星城市”，虽然“田园城市”是“卫星城市”的思想渊源，而且结构有类似之处，但本质区别在于：“卫星城市”中的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的规模、功能相差极为悬殊，是对大城市、特大城市空间与功能进行疏解的一种手段；而“田园城市”是一组中心城市与周边田园城市规模、功能相差不大的平衡组群，强调的是城乡统筹发展形态。

概要而言，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对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重大贡献在于以下方面：

（1）在城市规划指导思想上，摆脱了传统规划用来显示统治者权威或张扬规划师个人审美情趣的旧模式，提出了关心人民利益的宗旨，这是城市规划思想立足点的根本转移。

（2）针对工业社会中所出现的严峻、复杂的城市问题，摆脱了就城市论城市的狭隘观念，从城乡结合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个体系来解决。

（3）设想了一种先驱性的模式，一种比较完整的规划思想与实践体系，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及其实践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4）首开了在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研究的先河，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导向，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subsection{ 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subsubsection{1.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的总体分期}
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1）1900年代至二战前，这是一些精英分子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进行各种探索、实践的时期，为战后功能主义思想垄断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二战后至1960年代末，以现代建筑运动为支撑的功能主义规划思想，在战后西方城市重建和快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且重要的作用，从而最终完成了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体系的确立并达到其认知的顶峰。

（3）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西方社会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也就是进入了通常所说的“后现代社会”，社会价值观体系处于混沌交织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论在城市规划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4）1990年代后，西方社会基本恢复了平静和秩序，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深入以及通信、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得不深刻地思考一些至关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例如全球化的影响、可持续发展、增长与发展、以人为本、治理（Governance）、智慧城市、生态城市等等，城市规划思想的探索面对着一幅崭新的社会图景。

\subsubsection{2.二战前西方重要的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繁盛发展的时期，下面主要介绍几个重要的规划思想与理论：

（1）格迪斯的区域规划思想及学说

苏格兰生态学家格迪斯注意到工业革命、城市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通过对城市进行生态学的研究，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在1915年出版的著作《进化中的城市》中，他通过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于城市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关系，突破了当时常规的城市概念，提出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研究的基本框架。他指出，工业的集聚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已经造成了一些地区的城市发展显著集中，使城市结合成巨大的城市集聚区（Urban Agglomeration）或者形成组合城市（Conurbation）。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原来城市规划应当首先是城市地区的规划，即将城市、乡村的规划纳入统一的体系之中，使规划包括若干个城市以及它们周围所影响的整个地区。

格迪斯认为城市规划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充分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城市。他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揭示了城市在空间和时间发展中所展示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复杂性。他强调在进行城市规划前要进行系统的调查，取得第一手的资料，通过勘察了解所规划城市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文化、美学等因素，把城市的现状和地方经济、环境发展潜力以及限制条件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规划工作。他的名言是“先诊断后治疗”，由此而形成了影响至今的现代城市规划经典过程，即“调查—分析—规划”。格迪斯被公认为现代区域综合研究和区域规划的创始人，是使城市、区域研究由分散走向综合的第一人。

（2）作为微观社区组织的邻里单位理论

美国建筑师C.佩里很早就认识到居住地域作为一种场所空间的内在社会文化含义，他借用社会学中的“社区”思想，于1929年提出了“邻里单位”（Neighbourhood Unit）的概念，将其作为构成居住区乃至城市的细胞。“邻里单位”以一个不被城市道路分割的小学服务范围作为邻里单位的尺度，讲求空间宜人景观的营建，强调内聚的居住情感，重视居民对居住社区的整体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佩里认为这不仅是一种创新的设计概念，而且是一种社会工程，它将帮助居民对所在的社区和地方产生一种乡土观念。邻里单位模式对后来直至今天世界各国的居住区规划（或社区规划）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分散主义、集中主义的争论与统一

针对大城市、特大城市因为过度聚集而产生的城市问题，许多人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思想冲突就是应该采取“分散主义”还是“集中主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体现了一种分散主义的思想，而美国建筑师赖特提出的“广亩城市”更是分散主义思想的代表。广亩城市依托小汽车、通信等技术支撑而彻底解体了城市，发展出一种完全分散的、低密度的生活居住形态。这种空间形态虽然满足了中产阶级、高收入人群对田园环境的向往，但是却牺牲了城市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活力，更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是一种并不值得提倡的规划思想。

与分散主义思想相反，现代建筑与城市规划运动的领军人物柯布西埃则希望通过对大城市结构的重组、内部改造，使这些城市能够重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922年柯布西埃发表了“明日城市”的规划方案，从功能合理性角度出发阐述了集中主义城市的解决方案：城市的平面是严格的几何形构图，矩形和对角线的道路交织在一起，核心思想是提高市中心的建设强度，建立大运量、立体化的交通系统，全面改造老城区，提供充足的绿地、空间和阳光。1931年的“光辉城市”规划方案是集中主义城市的进一步深化。柯布西埃认为城市是必须集中的，只有集中的城市才有生命力，由于拥挤而带来的城市问题是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改造而得到解决的，所有的城市应当是“垂直的花园城市”，而不是水平向的田园城市。

作为现代城市规划原则的倡导者和执行的中坚力量，柯布西埃的上述设想充分体现了他对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并形成了理性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由他主导撰写的《雅典宪章》（1933年）之中，深刻地影响了二战后全世界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而他本人的实践活动一直到了1950年代初应邀主持印度昌迪加尔规划时才得以充分施展，该项规划当时由于严格遵守《雅典宪章》的原则、布局规整有序而得到普遍的赞誉。196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规划领域对人文、社会因素的重视，柯布西埃的功能理性规划思想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

集中主义、分散主义这两种规划思路，也显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划思想和规划体系：霍华德的规划理念基于社会改革的理想，在其论述的过程中更多地体现出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经济的关注；柯布西埃则从建筑师的角度出发，对工程技术的手段更为关心，并希望以物质空间的改造来改造整个社会。集中主义、分散主义这两种规划思路的冲突，直到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Organic Decentration）出现才得以统一。

1943年美国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在著名的《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详尽地阐述了有机城市、有机疏散的思想。沙里宁认为，城市与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一样，都是有机的集合体，因此城市规划建设应努力实现有机的秩序。为了缓解城市机能过于集中所产生的弊病，使城市逐步恢复有机的秩序，沙里宁提出了有机疏散理论，认为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和生命有机体的内部秩序一致，不能任由其无限集聚，而要把城市的人口和工作岗位有机分散到合理的地方。他将城市活动划分为日常性活动和偶然性活动，通过“对日常活动进行功能性的集中”和“对这些集中点进行有机地分散”，使原先密集的城市得以实现有机疏散。他指出，前一种方法能给城市的各个部分带来适于生活和安静的居住条件，而后一种方法则可以给整个城市带来功能秩序和工作效率。换个角度讲，有机疏散就是把传统大城市的拥堵区域分解成若干个集中单元，并把这些单元组织成为“在活动上相互关联的有功能的集中点”，再将它们彼此之间用保护性的绿化地带隔离开。有机疏散思想对二战后欧美各国改善大城市问题，尤其是通过卫星城建设来疏散特大城市的功能与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

\subsubsection{3.二战后至1960年代末西方主要的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1）卫星城理论与新城运动

1920年代，恩温（R.Unwin）进一步推进霍华德的思想并提出了“卫星城”的概念（见图8）。卫星城既是一个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具有现代城市性质的独立城市单位，同时又是从属于某个大城市的派生产物。卫星城的概念强化了其与中心城市（又称母城）的依赖关系，在功能上强调对中心城的疏解，因此往往被视作中心城市某一功能疏解的接受地，由此出现了工业卫星城、科技卫星城甚至卧城等不同功能类型，并成为中心城市功能组的一部分。1944年阿伯克隆比（P，Abererombie）完成的大伦敦规划，通过在伦敦周围率先建设卫星城以疏解伦敦的人口和职能，对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二战后的战后恢复重建，到西方经济和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大多数国家都有不同规模的卫星城建设，其中尤以英国最为典型（一般称之为“新城运动”）。如今，卫星城（新城）已经成为分散大城市过于集聚的功能和人口，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优化城市空间结构、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功能协调的重要规划手段。

（2）环境行为研究与城市设计

196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大规模物质空间建设的结束，人们对空间内在社会、文化、精神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等成为西方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中越来越多地引入环境科学、行为科学的内容，这与现代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对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的理解愈趋综合化。城市环境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视觉艺术空间的问题，而且更被理解为一种综合的社会交往场所。196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现代“城市设计”（Urban Design）的概念，城市设计将城市视作一个包括三维空间、时间变化在内的四维空间，强调人与空间的内在互动，强调景观设计对人们活动、心理感知的重要意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城市设计的定义是：“城市设计是对城市环境形态所做的各种合理处理和艺术安排。”但正如当时城市设计的提出者所言：“城市设计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创造一门新的学科，而是对以前忽视空间人性关怀的一种弥补”。城市设计作为一种观念，应该渗透到城市规划建设的全过程中去。

\subsubsection{4.1970年代至1980年代末西方主要的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1960年代末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深刻的转变与经济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结构的变动、人们需求的转变、国际形势的变化等等都密切相关，集中体现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化节奏加快，冲突加剧、不确定性增强。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引发了西方思想家们对人、对社会、对未来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并形成和发展了丰富多元的现代（后现代）社会思潮。

总体上说，1970年代至1980年代是一个西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思潮都处于混沌交锋的大转型时期。在对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批判过程中，城市规划由单纯的物质空间塑造逐步转向对城市社会文化的关注；由城市景观的美学考虑转向对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城市公共空间及城市生活的创造；由巴洛克式的宏伟构图转向对普遍环境感知的心理研究。总之，开始从社会、文化、环境、生态等各种视角，对城市规划进行新的解析和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热潮在城市研究、城市规划领域再度兴起，强调运用政治经济观来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对规划中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对社会多元性的重视；强调人性化的城市设计；注重对城市空间现象背后的制度性思考。

按照新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理解，城市规划的本质更接近于政治，而不是技术或科学，城市规划被视为以实现特定价值观为导引的政治活动。由此，西方的城市规划学科，研究与实践也开始了从工程技术向公共政策的重大转向。

\subsubsection{5.《雅典宪章》与《马丘比丘宪章》}
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基本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开始，经过1920年代、1930年代现代建筑运动的推进，以《雅典宪章》（1933年）的发布为代表，其实践活动主要集中于战后西方城市重建和快速发展阶段；第二阶段自1960年代末以来，以《马丘比丘宪章》（1977年）的发布为代表，逐渐建立了新的规划思想与方法。

《雅典宪章》依据科学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提出了城市规划应当处理好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的功能关系，并把该宪章称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大纲。1970年代后期，面对世界城市化趋势和城市规划过程中所出现的新内容、新问题，发布了《马丘比丘宪章》。该宪章申明，《雅典宪章》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一项基本文件，它提出的一些原理今天仍然有效；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城市发展面临着新的环境，而且人类对城市规划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雅典宪章》的一些指导思想已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变化，因此需要进行修正。而《马丘比丘宪章》所提出的内容，正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种种一切”，《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都是对当时的规划思想进行总结，并对未来发展指出方向的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历史纲领性文件。通过这两部文件内容的对比，我们可以总览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基本趋势。

（1）由物质空间规划走向综合空间规划

《雅典宪章》的思想方法是奠基于物质空间决定论基础之上的。这一思想认为，在城市规划中通过对物质空间变量的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就能自动地解决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促进城市的发展和进步，这是《雅典宪章》所提出来的功能分区及其机械联系的思想基础。虽然认识到影响城市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雅典宪章》仍将城市规划视为一种“基于长、宽、高三维空间……的科学”。《马丘比丘宪章》则摒弃了《雅典宪章》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马丘比丘宪章》认为，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而且这一变量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起决定性作用的应该是城市中各人类群体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城市规划“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并“应该按照可能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意义，提供与人民要求相适应的城市服务设施和城市形态”。

（2）由功能分割走向系统综合

《雅典宪章》最为突出的内容就是提出了城市的功能分区，将城市中的各种活动划分为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类，各自都有其最适宜发展的条件，以便给生活、工作和文化分类与秩序化。功能分区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它对于当时大多数城市无计划、无秩序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确实可以起到缓解和改善的作用。《马丘比丘宪章》则指出，《雅典宪章》所崇尚的功能分区“没有考虑城市居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果使城市患了贫血症，在那些城市里建筑物成了孤立的单元，否认了人类的活动要求流动的、连续的空间这一事实”。过度强调纯粹功能分区，导致人情冷漠、空间单调、缺乏生气等等社会问题。因此，《马丘比丘宪章》明确提出，“在今天，不应当把城市当作一系列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考虑，而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

（3）由描绘终极状态步入动态循环过程

《雅典宪章》认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规划方案，而这些规划方案的内容都是关于各功能分区的“平衡状态”和建立“最合适的关系”，鼓励对城市发展终极状态下各类用地关系进行描述，并“必须制定必要的法律以保证其实现”。《马丘比丘宪章》则认为城市是一个动态系统，要求“城市规划师和政策制定人必须把城市看作在连续发展与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构体系”。1960年代以后，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在城市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直接改变了过去将城市规划视作对终极状态进行描述的观点，更强调城市规划的过程性和动态性。《马丘比丘宪章》在对这一系列理论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区域和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城市规划就是一个不断模拟、实践、反馈的循环过程，只有通过这样不间断的连续过程才能更有效地与城市发展相协同。

（4）由表达专家意志转向鼓励公众参与

受传统精英主义思维的影响，《雅典宪章》对规划师、专家等社会精英的主导作用尤为重视，强调“规划师必须以专家所做得准确研究为依据”。在此思想的指导下，城市规划就成为一种少数专业人员表达他们意志，并以此来规范城市社会各类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手段。19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社会的转型，公众参与成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大卫多夫在1960年代初提出的“规划的选择理论”和“倡导性规划”概念，成为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规划不应当以一种价值观来压制其他多种价值观，而应当为多种价值观的体现提供可能，规划师就是要表达这些不同的价值判断并为不同的利益团体提供技术帮助。在规划的过程中要让广大的市民参与规划的编制和讨论，并让公众能真正参与到规划的决策过程之中。《马丘比丘宪章》不仅承认公众参与对城市规划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更进一步提出“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员、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系统的、不断地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并“鼓励建筑使用者创造性地参与设计和施工”，指出“人民的建筑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如今，公众参与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城市规划立法和制度所保障。

\subsubsection{6. 1990年代以来的多元规划观}
进入1990年代，国际环境的转变、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转型等等，都使得城市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变化莫测，已经没有一种理论、方法能够被用来整体地认识城市、改造城市，多元思潮蓬勃兴起，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已经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全球化、治理、生态、可持续、文化、智慧等等，成为主导新时期城市规划思想的关键词。泰勒（Taylor）曾经将这段时期西方城市规划领域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列为五个方面：城市经济的衰退和复苏；超出传统阶级视野并在更广范围内讨论社会的公平；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和响应可持续发展要求；回归对城市环境美学质量以及文化发展的需要；地方的民主控制和公众参与要求。其中既有新环境催生的对新规划思想的探索，也有对传统规划思想、规划价值观的螺旋性上升认识。世纪之交，美国的《规划专员杂志》（Planning Commissioners Journal）（1999年）提出了21世纪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九大趋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开发者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合作。城市规划由以前的开发型规划走向环境整治型的规划，如划定各种鼓励开发区、引导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等等，强调开发与保护相结合。

（2）对公众参与的日益重视。随着城市社团力量的壮大，非政府力量对城市规划的干预作用增强，城市治理（Urban Governance）等思潮日益壮大。

（3）网络空间对土地利用的影响。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城市空间正在发生着新的、根本性的演变，这对传统的城市空间、城市规划提出了巨大的、全新的挑战。

（4）更加紧凑的开发与混合使用的空间。随着资源环境的趋紧，紧凑发展成为越来越主动的需求。随着城市复兴、创新创意活动的发展，传统单一的商业中心转变为综合中心，传统单一的用地与空间组织模式日益被混合功能用地与空间所取代。

（5）开放空间网络与绿色通道。网络化的空间、开放空间、绿色通道可以给城市发展、布局带来更大的弹性。郊区化、逆城市化的过程及信息、交通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开放空间网络成为可能，并成为一种主动的需求。

（6）交通和土地利用整体规划的拓展。交通是构成城市物质环境结构的框架，现代城市受交通及其方式的发展而变化，必须在规划中将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规划进行整体的协同考虑。

（7）贫困人群和老龄人的需求不断增长。随着社会极化的加剧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城市规划必须考虑这种社会环境的变化，并满足不同人群尤其是弱势群体产生的种种要求。

（8）城市中心区的复苏。1980年代以后，一些国家实施了有力的“再城市化”策略，通过对原有市中心地区的功能与环境改造，努力复苏、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

（9）区域合作不断受到重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城市要增强竞争力，就必须通过与其他城市的协作来实行双赢、多赢，区域合作更加受到重视。

\subsection{ 21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变革}
\subsubsection{1.由单向的封闭型思想转向复合开放型思想}
封闭型思想主要包含了两层涵义：其一，思维的单向性，它否定了思维过程中后一阶段成果对前一阶段成果的作用；其二，封闭型，就是指思想过程中单系统的思维方式，它否定了该系统外的环境对系统的作用。

城市的开发、改造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部门的组织，同时管理工作会对规划设计工作起到反馈作用，这才能使规划设计工作的成果得以实现。思维的单向性使人们忽视了管理工作对规划工作本身的作用，造成规划成果与实际需求脱离。与此同时，城市规划受到社会、经济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需要必要的弹性，然而封闭型思想使得部分规划忽视了本系统之外的因素，造成了规划编制的不合理。城市规划需要更加复合开放的思想，需要广泛地听取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建议。

\subsubsection{2.由最终理想状态的静态思想转向过程导控的动态思想}
所谓最终理想状态的静态思想就是忽视了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性，缺乏运行概念，使规划成为了“乌托邦”。这种最终理想状态的静态思想干扰着规划的发展，使规划脱离了城市建设发展的实际。

城市规划的目的就是要使城市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其整个系统运行保持良性运转，不应该只是强调最终的理想状态。在规划执行的若干年内，城市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合理运行，城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是否提高，这是规划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动态过程的思想方法要求把城市规划工作的对象确定为动态过程，规划成果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的控制和引导方法，城市规划管理的控制手段也是一种动态过程。

\subsubsection{3.由刚性规划的思想转向弹性规划的思想}
刚性规划思想缺乏多种选择性，欲求唯一的最佳方案。然而，由于刚性的规划成果很难适应城市这个综合复杂的巨系统。造成刚性规划思想的原因是机械的社会观，以机械性代替社会的综合性，同时是把规划与设计混为一谈，以设计工作的思想方法代替规划工作的思想方法。

弹性规划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构成社会的各系统之间是互相作用的，其中由社会经济水平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最重要的决定性意义。规划是否合理根本上取决于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水平，所以说城市规划只是以政府意愿形式出现的反映社会经济水平的，维护城市社会发展过程平衡中的诸多力量之一。城市社会意识和社会经济水平构成的多样性、发展时间上的摆动决定了为其服务的城市规划必须是提供多种的可能性和选择性即弹性的规划思想方法。

\subsubsection{4.由指令性的思想转向引导性的思想}
指令性的思想方法认为城市系统的发展是由某一中心枢纽控制，而城市规划编制及管理就是这个枢纽，它控制了整个城市诸多系统的发展。这种思想方法使城市规划工作从城市诸系统中孤立出来。规划并不是城市发展中起指令性控制作用的中心枢纽。规划编制阶段应该集思广益，广泛综合各方面的分析成果。在指令性思想方法指导下的总体规划，容易随意地变动城市用地现状，不顾客观情况，造成规划成果肤浅、脱离实际。

引导性的思想方法强调各系统发挥自身的选择性，强调规划在城市发展进程的引导性控制作用，城市规划是向各系统提供正确的发展选择的引导者。例如城市发展方向的选择就要受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的检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引导性的思想方法首先要了解城市发展的需求以及开发者的价值观，其次根据布局结构关系拟定出城市发展的引导性措施，充分利用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等将城市的发展引入良性轨道。

\section{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理论与实践}

我国古代已出现土地利用规划的萌芽，《禹贡》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古老和最有系统性的地理观念的著作，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土地利用规划”。《禹贡》以自然地理实体为标志，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并对疆域、山脉、河流、植被、土壤、物产、贡赋、少数民族、交通等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作了简要的描述。井田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出现于商朝，井田规划是我国早期土地利用规划的雏形，它反映了当时田赋管理对组织土地利用的需要。《周礼》创立了“土会”“土宜”“土均”“土圭”的工作方法，进行土地规划、土壤研究和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与苏联全面合作，以“土地整理”为代表的现代土地利用规划引入我国，主要理论是承袭计划经济模式，1950—1970年代末，以农业土地利用为主，围绕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的发展提供土地条件和政策保障，1950年代后期改称为“土地规划”。

1950年代—1970年代末，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理论基本沿袭苏联的计划模式；1980年—1986年，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全面开展了土地资源调查、农业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等工作，土地利用规划理论与实践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正式确立了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地（市）、县、乡（镇）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全面落实“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进行了三轮国家级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理念与实践不断丰富完善。

\subsection{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86-1996年）}
规划编制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全国城市建设处于全面发展的高峰时期，为服务经济发展，本轮土地利用规划围绕保障各类建设，初步确定了土地利用规划的体系、内容、方法与编制审批程序。

\subsection{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6-2006年）}
第一轮土地规划编制完成后，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经济全面开花的同时，耕地面积减少超过2000万亩，人口众多，耕地质量不高，后备资源紧缺逐步显现，1997年，《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提出了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和耕地总量平衡制度，以此为指导，本轮土地利用规划，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为目标，对耕地现状、建设占用总量逐级控制，确定了“指标+分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模式，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模式与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

\subsection{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2006年，基于保障耕地总量，加强土地管理的目标，以当时土地普查的情况，提出了“18亿亩”保护底线的概念，这是国家统计局与原农业部按当时全国人口、粮食单产与复种指数等综合因素计算提出来的目标，确保2010—2030年粮食自给率达到95\%。

2006年启动的本轮土地利用规划更加突出了“节约和集约用地”的核心理念，突出以下几点：

（1）土地利用规划更加强调公共政策属性。强调编制与实践并重，重视保障措施与政策设计，开展了土地利用战略研究，提出了土地利用的约束性和预期性两类指标。

（2）土地利用规划更加强调空间管制与指标并重，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类用地空间、基本农田、建设用地布局与管制分区的要求，更增加了规划弹性思想。

（3）土地利用更加强调综合性，以保护耕地和土地节约与集约为核心，从控制各类用地出发，兼顾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

2018年起，随着建立国家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土地规划利用与城乡规划和主体功能区等规划一道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中，我国土地规划工作理念内容和方法取得了良好的连续与发展。

\section{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与实践}
我国主体功能区划的发展历史进程较短，在“十一五”期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划的概念，即指在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的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等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以自然环境要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生态系统特征以及人类活动形式的空间分异为依据，划分出具有某种特定主体功能的地域空间单元。

主体功能区划的内容基于是否适宜或如何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为基准，大致分为以下四类：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以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主体功能区划的意义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人口与经济合理分布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率的迫切需求，是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衡的有利保障。主体功能区划弥补了国土规划对于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不足，对于新型城镇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起到战略综合的作用。

\subsection{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历程}
我国主体功能区总体上进行了一轮的发展过程，从2005年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思想到2011年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发布，大致经历了六年的时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对于后来的国土空间开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主体功能区划是我国首创的一种国土空间开发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思想，主体功能区划基于“效率”与“公平”的规划目标，建立了空间类型和差异政策划分空间的方法，根据一个空间单元的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潜力、现有开发建设强度及情况等，并结合国家和区域未来的发展战略，综合确定该空间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以及确定其开发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分级分类划分为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其主要的发展历程如下所示（见表3.2）。

表3. 2我国主体功能区发展历程表

\subsection{主体功能区的核心思想}
功能区原属于建筑学的概念，是指根据房屋内部空间的使用功能和各共有建筑部位的服务范围而划分的区域。主体功能区是功能区概念的延伸。其作用主要是促进各地区分工协作，形成合理的空间经济布局和结构，有效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主体功能区的目的是统筹谋划未来中国人口分布、国土利用、城市化和经济布局，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按区域协调、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等原则划定的具有某种主体功能的规划区域。《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国国土空间分为4类（见表3.3）。

表3. 3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基础划分表

\subsection{主体功能区的理论与技术方法}
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我国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将开发与保护的两个基本指标融入“主体功能”这一概念当中。将开发程度高的地区作为开发主导型区域，将保护程度高的作为保护主导型区域。在主体功能区规划传导市县发展规划，推动多规合一的过程中，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合理准确的划分出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具体分为以下五个步骤（见表3.4）。

表3. 4主体功能区划定步骤

\subsection{主体功能区的相关实践}
在国家颁布《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之后，各省市也相应进行了各地的规划实践。作为国家层面的优化开发区域之一，广东省是全国较早开展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的省份，在区划方法、规划内容体系以及规划的贯彻与落实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与尝试。2009年底，广东省的《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2020）》出台，既符合国家要求又体现广东的科学发展，既有战略高度又具备可操作性，对于其他省区的规划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2020）》在区划方法上总体遵循国家颁布的《省级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规程》，采用全国统一的10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特别强调战略选择对于区划的决定作用，强化了国土开发战略格局的研究。规划内容体系上，强调规划的战略高度与可操作性，一方面，专门增加了国土开发战略格局的章节，对全省的国土开发总体格局以及城镇化、农业开发、综合交通、生态安全等进行了宏观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在主体功能区下进一步按流域和地域概念划分出若干片区，制定了各片区以及各地级市的开发指引，大大增强了规划的可操作性。为促进规划在市、县、区层面的贯彻与落实，省委省政府将清远市作为全省主体功能区规划试点，组织编制了清远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纲要，以镇乡、街道为基本单元，进一步细化全市空间布局，并探索全省分类调控的政策经验；清远市的阳山县也围绕其限制开发区域（广东省称生态发展区域）的功能定位，开展了生态发展规划实践，探索了限制开发区生态发展的路径与政策保障，由此在全省形成了“ 省—地级市—县（区）”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层级体系。

贵州省是我国西南地区较早进行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的省份，2011年《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按主体功能区划分和定位来科学规范空间开发。为转变贵州经济的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贵州省于2013年7月发布了贵州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贵州省同样结合民族地域资源特点和空间差异，将主体功能区划分为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其发展理念主要遵循科学开发理念、构建城镇化战略布局、促进农业战略格局形成、注重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形成的思路展开。但是贵州省在主体功能区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主体功能区规划与传统规划的重叠与冲突、转移支付不足及生态补偿机制缺失、不同主体功能区经济发展失衡冲突。为有效应对这些问题，贵州省完善了主体功能区划的制定标准，落实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生态补偿价格机制及积极探索协调主体功能区域之间的冲突关系。

2012年4月，黑龙江省印发首个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标志着主体功能区规划进入了地方推进阶段，各省（区、市）于此后两年内陆续完成本省（市、区）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推动形成全省主体功能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和谐黑龙江的重要途径。规划根据省域内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 度和发展潜力，以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将全省国土空间按开发 方式划分为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按开发 内容划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按层级 划分为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确定各区域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 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推进形成人 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黑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全省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是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本依据，是科学开发全省国土空间的行 动纲领和远景蓝图。

\section{我国生态规划理论与实践}
随着19世纪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周边乡村的居民不断涌入城市，导致城市规模持续扩大，人们过度重视生产效能的发展却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二战之后过度发展经济开发资源更是忽略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后人们开始重视生态规划的建设及环境保护的问题，生态学引入大众的视野并受到广泛关注，至此之后生态思想在各个城市规划中均有体现。

\subsection{国内外城市生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新动向}
国内外关于城市生态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虽开始较晚，但是发展较快且研究内容也较为丰富。1981年苏联生态学家亚尼茨基提出了生态城市的理想城市模式，按照生态学原理将生态城市的设计和建造分为时间—空间、社会—功能、文化—历史三种知识层次，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设计计划、建设实施和有机组织结构的形成5种行动阶段。他认为生态城市应是自组织的建设过程，应由原来的被动变为主动、自发地拥有生态环境意识并实施建造。《绿色城市》于1990年由高尔敦（David Gordon）出版，该书中收录了许多学者关于绿色城市的规划思想，目的在于想要探寻一条有效的能在城市实施的生态建设路径。

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雷吉斯特是国际生态城市运动的创始人，1975年创建了“城市生态学研究会”，领导该组织在美国西海岸的伯克利开展了一系列的生态城市建设活动。他认为生态城市应该是三维的、一体化的复合模式，而不是平面的、随意的，同生态系统一样，城市应该是紧凑的，是为人类而设计的，而不是为汽车设计的，而且在建设生态城市中，应该大幅度减少对自然的“边缘破坏”，从而防止城市蔓延，使城市回归自然。

我国的生态城市与生态城市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涉及的学科领域有生态学科、城市规划学科、环境科学及其他领域。目前来看，我国生态城市规划的优点在于在城市规划中整合了中国文化相关的要素，努力打造中国特色的生态城市规划。早在 1984 年，马世骏与王如松先生针对当时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失调等问题，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并指出城市与区域是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展了有关“山水城市”的讨论。山水城市的内涵，既包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内容、人文社会生态内容，视山水城市为“超大型园林”等内容，又包含着构想者把建筑科学列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学科内容。张宇星于“城镇生态空间发展与规划理论”一文中阐述了城镇生态空间发展的一般运行机制，提出应从空间形态、状态、动态和进态几方面入手建立“大规划”的研究体系；胡俊认为生态城市强调通过扩大自然生态容量，调整经济生态结构，控制社会生态规模和提高系统自组织性等一系列规划手法来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梁鹤年认为城市规划可以按照城市紧凑度的大小来进行相应规划，若城市形态紧凑，则应适当发展自然生态要素，按照自然生态的完整性进行，如果城市形态疏松，建设用地与绿网绿带交叉纵横，城市化可以按生态或社会各自的需要来进行规划。

\subsection{中国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
\subsubsection{1.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历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与完善。党的十六大提出确立科学发展观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不仅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这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指出建立系统的生态文明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同时国家以及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应的法规政策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具体的发展历程（见表3.5）。

表3. 5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部分政策

\subsubsection{2.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建设其实就是把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为后人“乘凉”而“种树”，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

\subsubsection{3.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与方法}
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我国现代城市生态规划受启于西方，一直在引介西方先进理念和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学、景观生态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与方法不断融入，成为现代城市生态建设的理论武器和实践工具。我国近年来已逐渐开始摸索自己的城市生态建设道路。“低碳生态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既是本土化生态规划路径的重要内容，也体现了中国城市生态规划与国家发展战略的紧密关联性——这既是我国城市生态规划的特色，也是其生命力所在。

21世纪初，开始有学者注意到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融合的必要性，提出了城市规划生态学化的涵义，并对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一些学者开始在城市规划与生态规划融合的方向上作出努力。传统城市规划的价值标准和功能设置在改变，过程与方法也逐渐纳入生态容量和生态足迹等分析，城市生态规划开始向具有政策性、法规性属性的成果转变。

\subsubsection{4.中国生态城市的发展实践}
在实践层面上，我国的城市生态规划实践脱胎于城市绿地系统规划。1980年代至今，“城市绿地系统”是唯一一项基于生态理念和目标的法定规划，对于合理配置城市生态空间、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更多的城市生态规划类型，如城镇群、生态控制线、生态带、生态网络、生态功能区、非建设用地、新城及新区、街区、社区、大学城、商务区、工业园区、空港城等生态规划，或针对某一种景观类型，如城市森林、水域、湿地、流域、绿化隔离带等所做的生态规划。这些新的规划类型可能在当时尚不成熟也不成系统，但它们从不同角度对城市生态规划体系进行了探索，对我国城市生态规划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近期生态规划研究和实践开始将生态理念与控规运行体系相结合，从指标体系的角度对生态理念进行量化和细化；也有研究和实践分别从生态社区、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建筑等不同层面出发，从更为具体的微观视角探讨生态规划的实现方式。城市生态规划的全域视角为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较早的城市生态规划实践强调规划管理的刚性控制，即“寸土不让”地守住“红线”，管理手段具有强制性色彩，有时会造成极为激烈的矛盾冲突。例如：深圳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的实施初期实行“铁腕手段”，两年间采取了2000余次清拆行动，对于查违队伍也进行严格整治，监管不力者予以通报批评或辞退撤换，在行政责任追求方面一查到底。但结果是违法建筑屡禁不止，甚至引起了部分基层组织和个人的不满，造成对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排斥和对抗。到了2010年代，屡禁不止的违章建筑和层出不穷的管理问题迫使研究者和管理者对“一刀切”的刚性管理模式进行反思，积极探索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之路，将社区经济效益、基层民众诉求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弹性思维与弹性管制纳入考虑，尊重社区发展权，建设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制定社区发展计划，重点解决民生问题。从刚性控制到弹性管制，表征了我国对城市生态规划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全面蜕变优化的过程。

江西省宜春市是我国第一个生态城市的试点，采用了复合的生态建设规划，它以复合生态系统学说、智力圈学说、环境科学学说为理论，以生态工程为方法，以系统工程为手段，结合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生态保护等方面，构建一个调控自如的市政范围的复合。

\section{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规划是龙头，是履行政府行政职能的重要手段，是政府科学决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由于规划政出多门，规划矛盾冲突、各类规划中存在体系混乱、层次不清，同类规划上行下效，部门规划相互矛盾，专项规划各行其是，致使规划出现编制难、实施难、考核难的多重困境。

我国发展已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传统规划方式方法、体系路径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需要系统进行解决。我国在体制机制、体系规范、评价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多规合一”的尝试。

\subsection{“多规合一”的历程}
2003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苏州市、宜宾市、宁波市等6个城市开启规划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个规划落实到一个共同的空间规划平台上。之后上海市、广州市、武汉市等城市相继开展“两规合一”、“三规合一”的探索，主要探索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融合协调，与此同时部分城市进行了规划国土相关部门的合并。

2013年11月，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纳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积极推进市、县规划体制改革，探索能够实现“多规合一”的方式方法，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并以这个为基础，把一张蓝图干到底。

2014年8月，由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开展试点的主要任务及措施，并提出在全国28个市县开展“多规合一”试点。

2017年，国家启动开展了9个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提出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明确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作用和各类空间性规划作为合一对象。

2018年4月，自然资源部成立，作为统一管理山水林田湖草等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的部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确立，提出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也就是以上几个空间性规划的“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最终正名。

纵观我国“多规合一”发展历程，多规合一试点总结阶段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2003—2012年为探索试点阶段，着重考虑的是战略布局和用地管控，但如何划定红线、搭建技术平台等尚未出台；2013—2015年为正式试点阶段，提出一张蓝图干到底，坚持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落实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突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建立规划协调机制，建立控制线体系，形成一本规划、一张蓝图；2016—2018年为深化试点阶段，多规合一试点范围逐步扩大，空间规划改革逐步展开，改革内容不断深化。

\subsection{“多规合一”的目标}
“多规合一”是在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下，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地与耕地保护、综合交通、水资源、文化与生态旅游资源、社会事业规划等各类规划的衔接，确保“多规”确定的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并在统一的空间信息平台上建立控制线体系，以实现优化空间布局、有效配置土地资源、提高政府空间管控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目标。（见表3.6）

表3. 6“多规合一”主要目标

\subsection{多规合一的政策演进}
表3. 7“多规合一”政策演进

\subsection{“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规划}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明确了“三级四类”的规划体系，在我国规划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新规划体系下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以发展规划为上位遵循，落实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和重大战略任务，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在新规划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上的刚性管控和指导约束作用，为发展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并对其他规划提出的基础设施、城镇建设、资源能源、生态环保等开发保护活动提供指导和约束。

从2014年市县“多规合一”试点的多种规划合一， 到2017年省级空间规划试点的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的空间性规划合一，再到2019年《若干意见》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按照“五级三类四体系”的要求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的正名标志着我国空间发展和空间治理进入了生态文明新时代、规划体制改革进入了建立空间规划体系的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进入了落地实施的新阶段。

第3章 城乡空间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	39

3.1我国城乡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	39

3.1.1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39

3.1.2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41

3.1.3新中国成立后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42

3.2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发展	46

3.2.1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46

3.2.2西方近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49

3.2.3 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	51

3.2.4 21世纪的城市规划思想与理论变革	57

3.3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理论与实践	58

3.3.1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86-1996年）	59

3.3.2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6-2006年）	59

3.3.3第三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一2020年）	59

3.4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理论与实践	60

3.4.1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历程	60

3.4.2主体功能区的核心思想	61

3.4.4主体功能区的理论与技术方法	61

3.4.5主体功能区的相关实践	62

3.5我国生态规划理论与实践	63

3.5.1国内外城市生态理论研究与实践新动向	63

3.5.2中国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	64

3.6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规划	66

3.6.1“多规合一”的历程	67

3.6.2“多规合一”的目标	67

3.6.3多规合一的政策演进	68

3.6.4“多规合一”与国土空间规划	69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
\hline
序号 & 步骤 & 内容 \\
\hline
1 & 调查 & 以伦敦为对象展开了综合而深入的城市问题及原因调查 \\
2 & 分析 & 利用城市和乡村两者的优点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田园城市” \\
3 & 观念 & 当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应该停止增长，成为更大体系中的一部分，过量部分由附近的另一城市来接纳，即形成多中心复合的城镇群 \\
4 & 模式 & 包括城市和乡村两个部分：边缘地区设有工厂、企业，每个田园城市的人口限制在3万人，中心城市为5万—6万人，一组城市的总人口规模为25万人左右。若干个田园城市围绕着中心城市呈圈状布置，之间借助铁路等便捷往来，城市之间是永久性保留的绿色空间 \\
5 & 措施 & 工商业要赋予私营经济发展的条件，不能由公营垄断；城市中的所有土地必须归全体居民集体所有，城市的收入全部来自租金，在土地上产生的增值仍归集体所有 \\
6 & 实践 & 1899年组织了田园城市协会宣传他的主张。1903年组建了“田园城市有限公司”，建立了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彻沃斯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c|c|}
\hline
序号 & 发布日期 & 文件名称 & 发布部门 & 发布意义 \\
\hline
1 & 2005.10.11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 中共中央 & 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思想，各地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不同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 \\
2 & 2006.03.1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 全国人大 & 第一次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概念，即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
3 & 2011.06.08 &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 国务院 & 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对于推进形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
4 & 2017.10.26 & 《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 & 中共中央 & 进一步明确了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内涵，即主体功能区既是一种战略，又是一种制度，为之后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展提供了相关保障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c|}
\hline
序号 & 开发类型 & 适用范围 & 解决方式 \\
\hline
1 & 优化开发区域 & 是指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比较密集、开发强度较高、资源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的区域 & 向重点开发区域转移产业，减轻人口、资源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和生态环境的压力 \\
2 & 重点开发区域 & 是指有一定经济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区域 & 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增强承接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超载人口的能力 \\
3 & 限制开发区域 & 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产品主产区，即耕地较多、农业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一类是重点生态功能区，即生态系统脆弱或生态功能重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的区域 & 农产品主产区必须把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的区域；重点生态功能区必须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的区域 \\
4 & 禁止开发区域 & 是依法设立的各级各类自然文化资源保护区域，以及其他禁止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开发，需要特殊保护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 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要通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提高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生态屏障和自然文化保护区域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
\hline
序号 & 步骤 & 具体内容 \\
\hline
1 & 划定生态空间 & 和环保部门划定生态空间，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及禁止开发区域，同时考虑生态缓冲区域，具有水质净化功能的重要湿地（大水面）以及重要生态功能区域联系通道都划入生态空间中，加以保护 \\
2 &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 进行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基于地形图构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以网格为单元，开展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潜力评价，对空间开发适宜程度进行分类 \\
3 & 初划城镇空间 & 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人口及用地情景初划城镇空间，设定城镇开发的禁止边界（政区边界、50米等高线、水库基线等），门槛边界（一般河流、交通干道和铁路）和弹性边界 \\
4 & 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调整 & 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调整，规模城市建设用地压缩，对规划城镇用地进行相应布局调整 \\
5 & 土地利用规划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调整 & 结合国土部门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完善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依据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空间范围调整允许建设区和有条件建设区边界，根据与各类规划的协调，与各板块的对接和征求意见，形成城镇、农业、生态三类空间布局总图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c|c|}
\hline
序号 & 发布日期 & 文件名称 & 发布部门 & 发布意义 \\
\hline
1 & 2011.10.17 & 《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 国务院 & 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出现“生态红线”概念并提出划定任务 \\
2 & 2013.05.24 &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 中共中央 & 提出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 \\
3 & 2013.11.12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中共中央 & 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升为国家战略 \\
4 & 2015.04.25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 中共中央 & 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
5 & 2015.08.17 &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 中共中央 & 对于违反主体功能区定位或者突破资源环境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责制 \\
6 & 2015.09.21 &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 中共中央 & 提出平衡好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按照主体功能定位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 \\
7 & 2017.02.07 &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 中共中央 & 文件提出了生态保护红线的总体要求和内容以及组织保障体系 \\
8 & 2020.03.03 & 《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 & 中共中央 & 提出了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准则 \\
9 & 2021.10.20 &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 中共中央 & 提出要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间格局，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及完善生物多样性迁徙保护体系 \\
10 & 2021.10.21 &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 中共中央 & 指出我国要促进区域和城市群绿色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城市和乡村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
\hline
序号 & 主要目标 & 内容 \\
\hline
1 & 完成“一张蓝图” & 统一城市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及功能布局，深入梳理并协调消除市县各类规划之间的矛盾，实现市县域“多规合一”，将各类生态管控红线、城乡建设和产业区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重大项目用地和历史文化保护范围等落实到一张蓝图上 \\
2 & 构筑管理“一个平台” & 搭建区域统一的信息共享和管理平台，利用卫星遥感等技术实现与规划信息平台结合，对开发边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进行全天候的监测，推动综合执法，为简化行政审批提供重要支撑 \\
3 & 推行审批“一张表格” & 按照一张蓝图规划、依托一个平台管理，转变审批理念，简化项目审批程序，实施审批制度改革，实现“一份办事指南、一张申请表单、一套申报材料”完成审批 \\
4 & 完善配套“运行机制” & 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将多规合一划定的生态红线、建设用地增长边界等控制线纳入地方立法；以政府规章形式明确“多规合一”控制线管理主体、管理办法，统一技术标准。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建立部门业务联动制度、优化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建立监控考核制度、建立动态更新维护制度，改进绩效激励机制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

\begin{table}[H]
\centering
\begin{tabular}{|c|c|c|c|}
\hline
序号 & 日期 & 法规与会议名称 & 内容 \\
\hline
1 & 1991年1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 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水利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进行了规定 \\
2 & 2008年1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 对城乡规划与其他规划的协调进行了规定 \\
3 & 2010年12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 明确了水土保持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资源规划、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协调 \\
4 & 2013年11月 &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要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线，落实用途管制 \\
5 & 2014年3月 &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 加强城市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主体功能区建设等规划的相互衔接，推动“多规合一” \\
6 & 2014年8月 & 《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
（发改规划[2014]1971号） & 从全国范围内遴选确定了28个“多规合一”试点市县 \\
7 & 2015年5月 & 《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国发〔2015〕26号） & 要完善国土空间开发，加强生态文明制度顶层设计，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 \\
8 & 2015年10月 &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 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空间规划体系；要整合各类空间性规划，编制统一的空间规划；要支持市县推进“多规合一”，明确开发边界和保护边界 \\
9 & 2015年12月 &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 & 要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 \\
10 & 2016年2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 要推进两图合一；要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 \\
11 & 2016年3月 & 《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国发〔2016〕21号） & 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 \\
12 & 2016年7月2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 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以及与土地利用关系密切的专业规划，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相协调 \\
13 & 2016年12月 & 《“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国发〔2016〕65号） & 要强化“多规合一”的生态环境支持，积极推动建立国家空间规划体系，统筹各类空间规划，推进“多规合一” \\
14 & 2017年2月 & 《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国发〔2017〕3号） & 要统筹各类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要编制国家级、省级国土规划，并与城乡建设等规划相协调，要推动市县层面“多规合一” \\
15 & 2017年4月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国办函〔2017〕34号） & 同意建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
16 & 2019年5月9日 &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 从七大方面阐述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与监督实施的总体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的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文件 \\
17 & 2019年07月18日 & 《关于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现状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8 号 & 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市县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现状评估工作 \\
18 & 2019年9月17日 & 《自然资源部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 “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2号） & 合并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合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和用地批准，推进多测整合、多验合一，简化报件审批材料 \\
19 & 2020年5月22日 & 《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27号） & 切实把“多规合一”改革精神落到实处。在多规合一基础上全面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
20 & 2021年9月1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 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经依法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 \\
21 & 2021年09月27日 & 《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自然资发〔2021〕135号） & 加快建立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研制一批标准，创新标准制定工作机制 \\
\hline
\end{tabular}
\end{table}